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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我没看。
二十
我看过一篇报告文学,讲一个叛徒的身世。这人的弟弟是个很有名望的革命者。兄弟俩早年先后参加了革命,说起来他还是弟弟的引路人,弟弟是在他的鼓动下才投身革命的。其实他跟弟弟一样对早年的选择终生无悔,即便是在他屈服于敌人的暴力之时,即便是在他饱受屈辱的后半生中,他也仍于心中默默坚守着当初的信奉。然而弟弟是受人爱戴的人,他却成了叛徒。如此天壤之别,细究因由其实简单:他怕死,怕酷刑的折磨,弟弟不怕。当然,还在于,他不幸被敌人抓去了,弟弟没这么倒霉。就是说,弟弟的不怕未经证实。于是也可以想象另一种可能:被抓去的是弟弟,不是他。这种可能又引出另外两种可能:一是弟弟确实不怕死,也不怕折磨,这样的话世上就会少一个叛徒,多一个可敬的人。二是弟弟也怕,结果呢,叛徒和可敬的人数目不变,只不过兄弟俩倒了个个儿。
谁是叛徒无关紧要,就像谁是哥谁是弟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世上确有哥哥这样的人,确有这样饱受折磨的心。知道世上有这样的人的那天,我也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呆坐很久,心中全是愕然,以往对叛徒的看法似乎都在动摇。我慢慢地看见,勇猛与可敬之外还有着更为复杂的人生处境。我看见一片蛮荒的旷野,神光甚至也少照耀,惟一颗诉告无处的心随生命的节拍钟表一样地颤抖,永无休止。不管什么原因吧,总归有人处于这样的境地,总归有这样的心魂的绝境,你能看一看就忘了吗?我尤其想起了这样的话:人道主义者是不能使用“个别现象”这种托词的。
二十一
这样的事让我不寒而栗。这样的事总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他,你怎么办?这问题常使我夜不能寐。一边是屈辱,一边是死亡,你选择什么?一边是生,是永恒的耻辱与惩罚,一边是死,或是酷刑的折磨,甚至是亲人遭连累,我怎样选择?这问题在白昼我不敢回答,在黑夜我暗自祈祷:这样的事千万别让我碰上吧。但我知道这不算回答,这惟使黑夜更加深沉。我又对自己说:倘这事真的轮到我头上,我惟求速死。可我心里又明白,这不是勇敢,也仍然不是回答,这是逃避,想逃开这两难的选择,想逃出这最无人道的处境。因为我还知道,这样的事并不由于某一个人的速死就可以结束。何况敌人不见得就让你速死,敌人要你活着,逼你就范是他们求胜的方法。然而,逼迫你的仅仅是敌人吗?不,这更像合谋,它同时也是敌人的敌人求胜的方法。在求胜的驱动之下,敌对双方一样地轻蔑了人道,践踏和泯灭着人道,那么不管谁胜,得胜的终于会是人道吗?更令人迷惑的是,这样的敌对双方,到底是因何而敌对?各自所求之胜,究竟有着怎样根本的不同?我的黑夜仍在黑夜中。而且黑夜知道,对这两难之题,是不能用逃避冒充回答的。
二十二
对这样的事,和这样的黑夜,我在务虚笔记中曾有触及,我试图走到三方当事者的位置,演算各自的心路。
大凡这类事,必具三方当事者:a——或叛徒,或英雄,或谓之“两难选择者”;b——敌人;c——自己人。演算的结果是:大家都害怕处于a的位置。甚至,a的位置所以存在,正由于大家都在躲避它。比如说,b不可以放过a吗?但那样的话,b也就背叛了他的自己人,从而走到了a的位置。再比如,c不可以站出来,替下你所担心的那个可能成为叛徒的人吗?但那样c也就走到了a的位置。可见,a的位置他们都怕——既怕做叛徒,也怕做英雄,否则毫不犹豫地去做英雄就是,叛徒不叛徒的根本不要考虑。是的,都怕,a的位置这才巩固。是的,都怕,但只有a的怕是罪行。原来是这样,他们不过都把一件可怕的事推给了a,把大家的罪行推给了a去承担,然后,一方备下了屠刀、酷刑和株连,一方备下了赞美,或永生的惩罚。
二十三
大家心里都知道它的可怕,大家却又一齐制造了它,这不荒唐吗?因此,很久以来我就想为这样的叛徒说句话。就算对那两难的选择我仍未找到答案,我也想替他问一问:他到底错在了哪儿?他不该一腔热血而做出了他年轻时的选择吗?他不该接受一项有可能被敌人抓去的工作吗?他一旦被抓住就不该再想活下去吗?或者,他就应该忍受那非人的折磨?就应该置无辜的亲人于不顾,而单去保住自己的名节,或单要保护某些同他一样承诺了责任的“自己人”吗?
我真是找不出像样的回答。但我不由地总是想:有什么理由使一个人处于如此境地?就因为他要反对某种不合理(说到底是不合人道之理)的现实,就应该处于更不人道的境地中吗?
我认真地为这样的事寻找理由,惟一能找到的是:a的屈服不仅危及了c,还可能危及“自己人”的整个事业。然而,倘这事业求胜的方法与敌人求胜的方法并无根本不同,将如何证明和保证它与它所反对的不合理一定就有根本的不同呢?于是我又想起了圣雄甘地的话: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和平,和平本身是一种方法。这话也可引申为: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人道,人道本身就是方法。那也就是说:人道存在于方法中,倘方法不人道,又如何树立人道,又怎么能反对不人道?
二十四
这真正是一道难题:敌人不会因为你人道,他也就人道。你人道,他很可能乘虚而入,反使其不人道得以巩固。但你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你就也蔑视了人道,你就等于加入了他,反使不人道壮大。仇恨的最大弊端是仇恨的蔓延,压迫的最大遗患是压迫的复制。“自己人”万勿使这难题更难吧。以牙还牙的怪圈如能有一个缺口,那必是更勇敢、更理性、更智慧的人发现的,比如甘地的方法,比如马丁路德金的方法。他们的发现,肯定不单是因为骨头硬,更是因为对万千独具心流更加贴近的关怀,对人道更为深切的思索,对目的更清醒的认识。这样的勇敢,不仅要对着敌人,也要对着自己,不仅靠骨头,更要靠智慧。当然,说到底是因为:不是为了坐江山,而是为了争自由。
电视中正在播放连续剧太平天国。洪秀全不勇敢?但他还是要坐江山。杨秀清不勇敢?可他总是借天父之口说自己的话。天国将士不勇敢吗,可为什么万千心流汇为沉默?“天国”看似有其信仰,但人造的神不过是“天王”手中的一张牌。那神曾长了一张人嘴,人嘴倘合王意,王便率众祭拜,人嘴如若不轨,王必率众诛之,而那虚假的信仰一旦揭开,内里仍不过一场权力之争,一切轰轰烈烈立刻没了根基。
二十五
小时候看三国,见赵子龙在长坂坡前威风八面,于重重围困中杀进杀出,斩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不禁为之喝彩。现在却常想,那些被取了首级的人是谁?多数连姓名也没有,有姓名的也不过是赵子龙枪下的一个活靶。战争当然就是这么残酷,但小说里也不曾对此多有思索,便看出文学传统中的问题。
我常设想,赵子龙枪下的某一无名死者,曾有着怎样的生活,怎样的期待,曾有着怎样的家,其家人是在怎样的时刻得知了他的死讯,或者连他的死讯也从未接到,只知道他去打仗了,再没回来,好像这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在某一天消失,就是为了给他的亲人留下一个永远的牵挂,就是为了在一部中国名著中留下一行字:只一回合便被斩于马下。这个人,倘其心流也有表达,世间也许就多有一个多才多艺的鲁班,一个勤劳忠厚的董永,抑或一个风流倜傥的贾宝玉(虽然他不可能那么富贵,但他完全可能那么多情)。当然,他不必非得是名人,是个普通人足够。但一个普通人的心流,并非普遍情感就可以概括,倘那样概括,他就仍只是一个王命难违的士兵,一个名将的活靶,一部名著里的道具,其独具的心流便永远还是沉默。
戏我没看。
二十
我看过一篇报告文学,讲一个叛徒的身世。这人的弟弟是个很有名望的革命者。兄弟俩早年先后参加了革命,说起来他还是弟弟的引路人,弟弟是在他的鼓动下才投身革命的。其实他跟弟弟一样对早年的选择终生无悔,即便是在他屈服于敌人的暴力之时,即便是在他饱受屈辱的后半生中,他也仍于心中默默坚守着当初的信奉。然而弟弟是受人爱戴的人,他却成了叛徒。如此天壤之别,细究因由其实简单:他怕死,怕酷刑的折磨,弟弟不怕。当然,还在于,他不幸被敌人抓去了,弟弟没这么倒霉。就是说,弟弟的不怕未经证实。于是也可以想象另一种可能:被抓去的是弟弟,不是他。这种可能又引出另外两种可能:一是弟弟确实不怕死,也不怕折磨,这样的话世上就会少一个叛徒,多一个可敬的人。二是弟弟也怕,结果呢,叛徒和可敬的人数目不变,只不过兄弟俩倒了个个儿。
谁是叛徒无关紧要,就像谁是哥谁是弟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世上确有哥哥这样的人,确有这样饱受折磨的心。知道世上有这样的人的那天,我也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呆坐很久,心中全是愕然,以往对叛徒的看法似乎都在动摇。我慢慢地看见,勇猛与可敬之外还有着更为复杂的人生处境。我看见一片蛮荒的旷野,神光甚至也少照耀,惟一颗诉告无处的心随生命的节拍钟表一样地颤抖,永无休止。不管什么原因吧,总归有人处于这样的境地,总归有这样的心魂的绝境,你能看一看就忘了吗?我尤其想起了这样的话:人道主义者是不能使用“个别现象”这种托词的。
二十一
这样的事让我不寒而栗。这样的事总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他,你怎么办?这问题常使我夜不能寐。一边是屈辱,一边是死亡,你选择什么?一边是生,是永恒的耻辱与惩罚,一边是死,或是酷刑的折磨,甚至是亲人遭连累,我怎样选择?这问题在白昼我不敢回答,在黑夜我暗自祈祷:这样的事千万别让我碰上吧。但我知道这不算回答,这惟使黑夜更加深沉。我又对自己说:倘这事真的轮到我头上,我惟求速死。可我心里又明白,这不是勇敢,也仍然不是回答,这是逃避,想逃开这两难的选择,想逃出这最无人道的处境。因为我还知道,这样的事并不由于某一个人的速死就可以结束。何况敌人不见得就让你速死,敌人要你活着,逼你就范是他们求胜的方法。然而,逼迫你的仅仅是敌人吗?不,这更像合谋,它同时也是敌人的敌人求胜的方法。在求胜的驱动之下,敌对双方一样地轻蔑了人道,践踏和泯灭着人道,那么不管谁胜,得胜的终于会是人道吗?更令人迷惑的是,这样的敌对双方,到底是因何而敌对?各自所求之胜,究竟有着怎样根本的不同?我的黑夜仍在黑夜中。而且黑夜知道,对这两难之题,是不能用逃避冒充回答的。
二十二
对这样的事,和这样的黑夜,我在务虚笔记中曾有触及,我试图走到三方当事者的位置,演算各自的心路。
大凡这类事,必具三方当事者:a——或叛徒,或英雄,或谓之“两难选择者”;b——敌人;c——自己人。演算的结果是:大家都害怕处于a的位置。甚至,a的位置所以存在,正由于大家都在躲避它。比如说,b不可以放过a吗?但那样的话,b也就背叛了他的自己人,从而走到了a的位置。再比如,c不可以站出来,替下你所担心的那个可能成为叛徒的人吗?但那样c也就走到了a的位置。可见,a的位置他们都怕——既怕做叛徒,也怕做英雄,否则毫不犹豫地去做英雄就是,叛徒不叛徒的根本不要考虑。是的,都怕,a的位置这才巩固。是的,都怕,但只有a的怕是罪行。原来是这样,他们不过都把一件可怕的事推给了a,把大家的罪行推给了a去承担,然后,一方备下了屠刀、酷刑和株连,一方备下了赞美,或永生的惩罚。
二十三
大家心里都知道它的可怕,大家却又一齐制造了它,这不荒唐吗?因此,很久以来我就想为这样的叛徒说句话。就算对那两难的选择我仍未找到答案,我也想替他问一问:他到底错在了哪儿?他不该一腔热血而做出了他年轻时的选择吗?他不该接受一项有可能被敌人抓去的工作吗?他一旦被抓住就不该再想活下去吗?或者,他就应该忍受那非人的折磨?就应该置无辜的亲人于不顾,而单去保住自己的名节,或单要保护某些同他一样承诺了责任的“自己人”吗?
我真是找不出像样的回答。但我不由地总是想:有什么理由使一个人处于如此境地?就因为他要反对某种不合理(说到底是不合人道之理)的现实,就应该处于更不人道的境地中吗?
我认真地为这样的事寻找理由,惟一能找到的是:a的屈服不仅危及了c,还可能危及“自己人”的整个事业。然而,倘这事业求胜的方法与敌人求胜的方法并无根本不同,将如何证明和保证它与它所反对的不合理一定就有根本的不同呢?于是我又想起了圣雄甘地的话: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和平,和平本身是一种方法。这话也可引申为: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人道,人道本身就是方法。那也就是说:人道存在于方法中,倘方法不人道,又如何树立人道,又怎么能反对不人道?
二十四
这真正是一道难题:敌人不会因为你人道,他也就人道。你人道,他很可能乘虚而入,反使其不人道得以巩固。但你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你就也蔑视了人道,你就等于加入了他,反使不人道壮大。仇恨的最大弊端是仇恨的蔓延,压迫的最大遗患是压迫的复制。“自己人”万勿使这难题更难吧。以牙还牙的怪圈如能有一个缺口,那必是更勇敢、更理性、更智慧的人发现的,比如甘地的方法,比如马丁路德金的方法。他们的发现,肯定不单是因为骨头硬,更是因为对万千独具心流更加贴近的关怀,对人道更为深切的思索,对目的更清醒的认识。这样的勇敢,不仅要对着敌人,也要对着自己,不仅靠骨头,更要靠智慧。当然,说到底是因为:不是为了坐江山,而是为了争自由。
电视中正在播放连续剧太平天国。洪秀全不勇敢?但他还是要坐江山。杨秀清不勇敢?可他总是借天父之口说自己的话。天国将士不勇敢吗,可为什么万千心流汇为沉默?“天国”看似有其信仰,但人造的神不过是“天王”手中的一张牌。那神曾长了一张人嘴,人嘴倘合王意,王便率众祭拜,人嘴如若不轨,王必率众诛之,而那虚假的信仰一旦揭开,内里仍不过一场权力之争,一切轰轰烈烈立刻没了根基。
二十五
小时候看三国,见赵子龙在长坂坡前威风八面,于重重围困中杀进杀出,斩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不禁为之喝彩。现在却常想,那些被取了首级的人是谁?多数连姓名也没有,有姓名的也不过是赵子龙枪下的一个活靶。战争当然就是这么残酷,但小说里也不曾对此多有思索,便看出文学传统中的问题。
我常设想,赵子龙枪下的某一无名死者,曾有着怎样的生活,怎样的期待,曾有着怎样的家,其家人是在怎样的时刻得知了他的死讯,或者连他的死讯也从未接到,只知道他去打仗了,再没回来,好像这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在某一天消失,就是为了给他的亲人留下一个永远的牵挂,就是为了在一部中国名著中留下一行字:只一回合便被斩于马下。这个人,倘其心流也有表达,世间也许就多有一个多才多艺的鲁班,一个勤劳忠厚的董永,抑或一个风流倜傥的贾宝玉(虽然他不可能那么富贵,但他完全可能那么多情)。当然,他不必非得是名人,是个普通人足够。但一个普通人的心流,并非普遍情感就可以概括,倘那样概括,他就仍只是一个王命难违的士兵,一个名将的活靶,一部名著里的道具,其独具的心流便永远还是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