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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少留多扔，半炒半煮。在大陆的餐馆常常点“上汤某菜”不如就叫它“上汤绿菜”只是吃了一个多月，我仍是没法确定它的身份，不知它到底是不是米苋。
另一种绿菜后来被证明是木耳菜。这里的木耳菜真是肥头大耳，叶片上附着着一层绿色凝脂，滋味和口感都没得说。可惜我只吃到一次。再到市场上去买，就没找着。但愿不是下市了。在这个四季常绿的国度，不知有没有上市、下市一说。
渐渐和其他外交官的妻子们有了往来，从她们那儿学了些“吃经”比如怎样到一个农场去订菜。她们给了我一张订货单，其中居然有韭菜。订菜要提前三天，因为农场离阿布贾有四小时车程，并且价钱比市场贵得多。菜一到，我像对待珠宝一样，把它们仔细用棉纸包起来（为防腐烂），再仔细摆进冰箱。每天数出几颗茄子，几根青葱，几条豆角来吃。炮制也精心多了，因此觉得从来没吃过这么可口的蔬菜。订来的菜里也有生菜，虽然我和来瑞都酷爱生菜色拉，但此地吃生菜色拉却很冒险。菜农用的都是有机肥，一旦消毒不严格就会吃进寄生虫和其他病菌。为了使这些吃惯生菜的美国外交官们能继续美国生活方式，大使馆的护士专门讲解了怎样洗涤消毒生菜。假如我临时决定饭桌上添一个生菜色拉，那是来不及的。生菜要透彻地洗上三遍，再用消毒水浸泡至少十五分钟，之后再用饮用的纯净水冲洗，浸泡，再捞出来晾干。一个过程下来，我头也晕了。所以我宁愿去本地人的市场探险，找到更多不明真相的“绿菜”
上个星期得到喜讯，说是法国超市每星期五上午十点出售海鲜。二十年来我上午的时间都是锁定给写作的，火警、匪警都不管，天王老子也不接待。上星期五上午九点半，我居然停止了写作，请司机把我载到了超市，挤进了等海鲜的人群。柜台里空空荡荡，只有昨天的鸡和不知何日的火腿，并未见海鲜。阵式很像70年代的大陆，排队买肉或买带鱼，货还没影，已挤满一群鸟为食亡的人类。你若向旁边人打听，是否真有货卖，回答一定是“不清楚”这里也一样，我问一个意大利口音的胖大爷，海鲜的信息确切与否，他说：“不清楚。”显然怕供不应求，粥少僧多，驱退一个竞争者算一个。我只好问面无笑容的售货员：“不是说今早有海鲜卖吗？”她回答：“没有。”简直像是在为一位要人接机，对他的到达保密到最后一秒钟。我看看表，离十点还差十分钟，连海鲜的味儿都还没闻着，更是没有任何大开张大出售的预兆。我二十年才舍得拿一个早晨出来，容易的吗？我又去问一位男售货员：“海鲜呢？你们不是有海鲜卖吗？”他说：“有啊。”他指指拐角“那里。”
我赶紧跑过去，发现那是一个大冰柜，里面不是海鲜，而是海鲜化石。我不止一次在那个冰柜边打转，想豁出去买几只对虾化石回家吃吃看，说不定会对对虾吃出新认识来。但我实在不敢。男售货员笑眯眯地把我指向歧途，是调虎离山。我在超市里买了几样其他东西，回到原地，坏了，海鲜已售出去大半了。我看看剩下的鱼全是生面孔，也顾不上忌讳了，一下子买了五条。意大利胖大爷买足了自己的一份，不安全感带来的敌意荡然无存，成了个亲善热情的老头，对我指教“买红颜色的那种鱼，味道最好！赶快，还剩四条了！”我马上换了两条红鱼，跟绿菜一样，我对鱼也不求甚解，就叫它红鱼。
十点半不到，海鲜已售完了，真惊险。这时发现人群里还有几个上海人。阿布贾几乎碰不上中国同胞，却在海鲜面前碰到了老乡。
法：“少留多扔，半炒半煮。在大陆的餐馆常常点“上汤某菜”不如就叫它“上汤绿菜”只是吃了一个多月，我仍是没法确定它的身份，不知它到底是不是米苋。
另一种绿菜后来被证明是木耳菜。这里的木耳菜真是肥头大耳，叶片上附着着一层绿色凝脂，滋味和口感都没得说。可惜我只吃到一次。再到市场上去买，就没找着。但愿不是下市了。在这个四季常绿的国度，不知有没有上市、下市一说。
渐渐和其他外交官的妻子们有了往来，从她们那儿学了些“吃经”比如怎样到一个农场去订菜。她们给了我一张订货单，其中居然有韭菜。订菜要提前三天，因为农场离阿布贾有四小时车程，并且价钱比市场贵得多。菜一到，我像对待珠宝一样，把它们仔细用棉纸包起来（为防腐烂），再仔细摆进冰箱。每天数出几颗茄子，几根青葱，几条豆角来吃。炮制也精心多了，因此觉得从来没吃过这么可口的蔬菜。订来的菜里也有生菜，虽然我和来瑞都酷爱生菜色拉，但此地吃生菜色拉却很冒险。菜农用的都是有机肥，一旦消毒不严格就会吃进寄生虫和其他病菌。为了使这些吃惯生菜的美国外交官们能继续美国生活方式，大使馆的护士专门讲解了怎样洗涤消毒生菜。假如我临时决定饭桌上添一个生菜色拉，那是来不及的。生菜要透彻地洗上三遍，再用消毒水浸泡至少十五分钟，之后再用饮用的纯净水冲洗，浸泡，再捞出来晾干。一个过程下来，我头也晕了。所以我宁愿去本地人的市场探险，找到更多不明真相的“绿菜”
上个星期得到喜讯，说是法国超市每星期五上午十点出售海鲜。二十年来我上午的时间都是锁定给写作的，火警、匪警都不管，天王老子也不接待。上星期五上午九点半，我居然停止了写作，请司机把我载到了超市，挤进了等海鲜的人群。柜台里空空荡荡，只有昨天的鸡和不知何日的火腿，并未见海鲜。阵式很像70年代的大陆，排队买肉或买带鱼，货还没影，已挤满一群鸟为食亡的人类。你若向旁边人打听，是否真有货卖，回答一定是“不清楚”这里也一样，我问一个意大利口音的胖大爷，海鲜的信息确切与否，他说：“不清楚。”显然怕供不应求，粥少僧多，驱退一个竞争者算一个。我只好问面无笑容的售货员：“不是说今早有海鲜卖吗？”她回答：“没有。”简直像是在为一位要人接机，对他的到达保密到最后一秒钟。我看看表，离十点还差十分钟，连海鲜的味儿都还没闻着，更是没有任何大开张大出售的预兆。我二十年才舍得拿一个早晨出来，容易的吗？我又去问一位男售货员：“海鲜呢？你们不是有海鲜卖吗？”他说：“有啊。”他指指拐角“那里。”
我赶紧跑过去，发现那是一个大冰柜，里面不是海鲜，而是海鲜化石。我不止一次在那个冰柜边打转，想豁出去买几只对虾化石回家吃吃看，说不定会对对虾吃出新认识来。但我实在不敢。男售货员笑眯眯地把我指向歧途，是调虎离山。我在超市里买了几样其他东西，回到原地，坏了，海鲜已售出去大半了。我看看剩下的鱼全是生面孔，也顾不上忌讳了，一下子买了五条。意大利胖大爷买足了自己的一份，不安全感带来的敌意荡然无存，成了个亲善热情的老头，对我指教“买红颜色的那种鱼，味道最好！赶快，还剩四条了！”我马上换了两条红鱼，跟绿菜一样，我对鱼也不求甚解，就叫它红鱼。
十点半不到，海鲜已售完了，真惊险。这时发现人群里还有几个上海人。阿布贾几乎碰不上中国同胞，却在海鲜面前碰到了老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