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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早就估计到你会这样。”潘说“本来，直到把你的态度软化之前，他是不准备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你的，都是因为我才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为了这，他很生我的气。”
我笑了，对她说：“你瞧，开始时，是你心里不好受，现在却轮到他心里难受了，还是让他难受好些，不过，他是真正受到伤害的一方。”
“那倒是，”潘说“我也真心为你感到难过。”
“这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轻松地说。潘表示理解，接着就挂了电话。
维丽在期待着我和她说这件事，所以一直都不动声色地注视着我。
潘和阿迪都已经简要地把事情的概况告诉了她，也许阿迪还把如何处理这件事的方法也向她说过了，因而她非常小心谨慎，可是我知道她根本就没有掌握问题的要害。她和潘都是好人，不过她们都不了解我们从前的处境。她们的父母都曾经阻止并反对她们嫁给我们这些家谱不详的孤儿，我能够想象出来在他们脑子里的那些流传中的类似的故事是如何耸人听闻的：如果家族成员中有疯子怎么办？有退化现象怎么办？有黑人的血缘怎么办？有犹太人的怎么办？有新教徒的怎么办？现在倒好，有一个非常好的证据在人们根本不需要它的时候自己冒出来了！我可以估计到潘和维丽对阿迪的这份浪漫主义都不会太高兴的——何苦去把失去多年联系的母亲挖出来呢！
“你想不想让她到家里来见见孩子们？”维丽问我。
“不想！”我回答得十分绝对。
维丽面有难色，而且带着害怕的神情。我非常了解她是在担心将来要是她的孩子也这样对待她，该如何是好？
“但她毕竟是你的妈妈，她一定生活得很不幸。”维丽不无忧虑地说。
“你知不知道‘孤儿’这两个字的含义是什么？”我问她“你有没有查过字典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意思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孩子，或是一个被遗弃的、一个失去母亲的小动物。你需要用哪个定义来解释呢？”
“算了吧，别说了！”维丽说着站起来，她看来被我吓坏了，干脆走开去看看孩子们是否睡得安稳，然后回到我们的卧房。我听见她进了浴室以及铺床的声音。这大晚上，我和往日一样，看书和做笔记到深夜，上床时她已经睡熟了。
两个月后，这件事终于结束了。有一天，阿迪打电话告诉我，妈妈又一次失踪了。我们约好在市区碰头并吃顿饭，以便能单独聊聊，当着妻子的面我们无法谈论此事，好像让她们知道了会失去面子似的。阿迪显得很高兴，告诉我她留下了一张便条，还说她酗酒并总是要到酒吧去找男人，说她是个中年的放荡女人，但他还是喜欢她。他让她戒了酒，给她买新衣服，还为她租了一个有家具的套间，又给了她生活费，她也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告诉了他。他认为遗弃我们不完全是她的过错。我不让他继续说下去，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听这类故事。
“你还打算再度寻找她吗？”我问他。
阿迪那迷人而又悲凉的微笑又出现了，他说：“不了！你可知道，我实际上使她感到头痛，其实她并不喜欢我在她的身边。起初，当我找到她的时候，她还能扮演一下我希望她扮演的角色，我以为她会出于内疚而将功补过，让我照顾她的，实际上她根本就不喜欢这样的安排。有一天她居然对我频送秋波，我想她恐怕是在寻找刺激。”他笑了起来“我要她到我家里来看看，但是她不愿意，不来也许是件好事。”
“潘对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我问他。
阿迪开心地大笑起来：“天啊，她竟然嫉妒我妈妈！当我告诉她这一切都已经结束时，你真该看看她脸上那种松了一口气的表情。弟弟，有句话我非得对你说，当你听到这个消息时，倒显得无动于衷似的。”
“因为我压根儿就对此事毫无兴趣。”我回答他。
“是的，”阿迪说“我知道。这没关系，而且我认为你根本就不可能喜欢她。”
六个月后，阿迪的心脏病发作，还好，不太严重。不过他在医院里也躺了好几个星期，出院后又全体了一个月。他住院期间，我天天都去探望他，而他却一直坚持说这只不过是消化不良，是个可住可不住院的慢性病。我专程跑到图书馆去寻找有关心脏病的书籍来看，从书中得知他的症状是心脏病人的普通状况，有时他们的自我感觉会是正确的。潘则是大惊小怪，阿迪出院后，她严格控制他的饮食，把家里的香烟全部扔掉，自己也戒了烟来促使阿迪戒烟。这是一件对于阿迪来说绝非容易的事，他居然也真的做到了，把多年的大烟瘾彻底戒掉。也许是因为这次心脏病发作的确使他感到震惊，所以他现在也学会照顾自己了。出院后，他遵照医嘱，坚持长距离散步，注意饮食，绝不再碰烟草。过了六个月，他的气色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我和潘都松了一口气。“感谢上帝，他终于彻底戒了烟，以前他曾经一天抽三包烟呢，就是这样抽使他患了心脏病的。”潘说。
我点点头，可是心里并不同意她的话，我一直认为是因为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设法找回了自己的母亲，结果却以更大的失败而告终，造成了他心灵的创伤才得了心脏病。
阿迪的病刚好，就轮到我碰上了麻烦——我丢掉了在文艺评论社的工作。不是出于我的过错，而是因为奥萨诺被解雇，我作为他的得力助手，也一起被解雇了。
奥萨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风浪，他对全国最有权势的文学界颐指气使，对政界刚愎自用，对文化狂热者视而不见，对妇女解放运动以及激进分子肆无忌惮；他有性丑闻，他在体育界赌博，他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游说诺贝尔文学奖；他曾出版一本为色情业辩护的非小说类的书，这本书不是为弥补它的社会价值，而是为了知识分子中的穷人反社会名流的乐趣而出版的。鉴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林林总总的劣迹，出版商早就打算解雇他。他们之所以迟迟不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他当了编辑后，评论杂志的发行量足足增长了一倍。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确挣钱不少。我还为奥萨诺写了许多文章。他只需花15分钟对某个题目的看法大吹大擂一番——通常都是些离经叛道的观点，我就能模仿他的风格把文章炮制出来。这种根据他那15分钟的面授机宜，我不费吹灰之力写出来的文章，让他过目一遍，有时再加入几笔佳句，就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稿费，然后我们把它平分。他稿费的一半都比我的稿费多一倍。
即使是这种行径也不至于使我丢掉饭碗，把我投入这一困境的是他的前妻文蒂。这种说法也许不够公平，准确地说应该是奥萨诺把我们都投入了困境，而文蒂则是那个把刀递给他的人。
奥萨诺又在好莱坞呆了四个星期，这段时间杂志社的事务基本上由我为他顶着，他去那里是为了完成电影脚本方面的工作。在这四周里，我们雇请了一个专职信使往返于纽约和洛杉矶两地，让他把我决定登载的评论文章送去给奥萨诺过目批准。终于，奥萨诺完成了好莱坞的事回到了纽约，他为所有的朋友开了一个派对，庆祝自己的凯旋归来以及在好莱坞赚到了大把的钱。
派对在他最后一位前妻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所居住的东区黄石公寓举行。奥萨诺自己住在乡间的一个小小的公寓里，他只能够住得起这样的公寓了，这次就是因为它太小，不能在那里举办派对。
我去参加这个派对是因为他坚持要我去。维丽不肯去，一是因为她不喜欢奥萨诺，二是因为她不愿意参加她家族以外的派对。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心照不宣地默定了一些协议，例如只要条件许可，我们互相不陪同出席彼此的社交活动。我的理由是我忙于写小说，还要赶着写出版社的约稿；她的理由是她必须照顾孩子，而且她从来不信任临时保姆。我们都对这样的安排感到满意，尤其是对她更方便。我除了哥哥阿迪和杂志社，没有其他的社交活动。
不管怎么说，奥萨诺的派对在纽约是个大事件。纽约的报社、书评杂志社的重要人物，那些仍然和奥萨诺保持友好关系的评论家都出席了。我当时正坐在一个角落里和奥萨诺的最后一位前妻聊天，突然看见文蒂走进来。我立刻就想到这回又要有麻烦了，因为我知道她没有受到邀请。
奥萨诺也在同一时间看到她，于是迈着蹒跚的步履向她走去——他最近几个月走路的姿态都这么怪怪的。他已经略带醉意，我担心他会因发脾气而出丑，或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因而马上站起来走到他们那边去。我刚巧听到奥萨诺向她打招呼。“你究竟想干什么？”他问她。他在生气的时候，样子是很可怕的。虽然我从他描述过的文蒂的概况中知道，她是唯一敢把激怒他作为取乐的人，然而今晚我仍对她的举动感到吃惊。
文蒂身穿牛仔裤和一件毛衣，头上绑一条围巾，这装束使她的瘦脸活像美狄亚。她那头鬈曲的黑发从围巾里伸出来，仿佛是一条条纠缠在一起的黑蛇。
她以胜利者的姿态，不怀好意地瞪着奥萨诺，神情非常平静。她又长时间地环顾这个房间，似乎是因为奥萨诺把她排斥在闪光的文学界之外，现在她要把它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似的。她那因仇恨而变得憔悴的脸带着满足的表情对奥萨诺说：“我有重要的事情相告。”
奥萨诺把杯中的酒喝干，对她恶意地笑着说：“说完后马上给我滚！”
文蒂严肃地说：“是个坏消息！”
奥萨诺夸张地哈哈大笑起来，她的话使他觉得滑稽。“你本身就永远是个坏消息。”他一边说一边忍不住笑起来。
文蒂不动声色地满意地注视着他说：“我必须单独和你谈谈。”
“哦，见鬼！”奥萨诺说。他深知文蒂总是以无理取闹为乐趣，在目前的场合还是不要和她正面冲突为好，所以他领她上楼到他的书房去。事后我估计他不带她到卧房去的原因，可能是怕自己会忍不住想和她造爱，她对他仍有那种吸引力。为了避免看到她在拒绝他时的洋洋得意相，他就把她领进了书房，因而也就铸成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这间书房是他最喜爱的一个房间，所以仍然作为他的工作室而保留着。书房里有个大窗口，他喜欢在写作的间隙望着窗外，观察街道上的动态。
我呆在楼梯的底层，自己也不明白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冥冥中总觉得奥萨诺需要帮助，因而我是第一个听到文蒂恐惧的尖叫声和立即对此采取行动的人。当时一听见声音不对我就转身冲上楼梯，踢开了书房的门。
我刚好看见奥萨诺抓住文蒂，而她则用那瘦弱的手臂敲打他，企图挣脱出来。她那瘦骨嶙峋的双手弯曲着，十只手指像爪子一样张开去抓他的脸。她的样子很惊恐，但又似乎显得很得意。奥萨诺右脸颊上被抓破的两条伤痕在流血。说时迟，那时快，我根本来不及去阻止他。奥萨诺在文蒂的脸上揍了一拳，她不由自主地向他倾斜过来，他就顺势使出吃奶的力气，一把将她举起来，从挂着一幅画的窗口扔了出去，就好像她仅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洋娃娃似的。窗破了，文蒂轻飘飘地飞了一段距离，跌落在街道上。
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此时究竟是文蒂那娇小的身体破窗而出跌落下去的情景还是奥萨诺疯狂的脸部表情更让我吃惊，只记得一边冲出书房一边大喊：“快叫救护车！”经过走廊时，我顺手抓了件外衣，快步跑到街上。
文蒂躺在水泥地上，活像一只断了腿的昆虫。我在跑出户外的时候，看见她正挣扎着用手脚支撑着想爬起来，勉强撑到膝盖那么高，又身不由己地瘫倒在地。
我跪在她旁边，用外衣盖住她的腹部，又脱下自己的上衣包裹住她头以下的部位。她处在极其痛苦之中，不过她的嘴、耳等地方并没有像一般坠楼者那样流血，眼睛里也没有我在战争年代见过的那种垂死的神情，事实上，她很快就平静下来了，神态安详。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还很暖和。她睁开眼睛四处看看，我对她说：“你会好起来的，救护车很快就会到，你会没事的。”
她又张开眼睛，看着我微微一笑，这时候的她显得很美丽动人，可以说直到此刻我才明白奥萨诺为什么会对她如此入迷。她很疼痛，居然还大笑着说：“我到底把那个狗杂种给套住了！”
人们把她送到医院后，发觉她仅仅是锁骨骨折和断了一只脚趾，而且神志完全清醒，能描述所发生事情的全部经过。警察上门找奥萨诺并把他带走。我打电话通知奥萨诺的律师，他让我尽量少开口，说他会负责把事情妥善处理的。他认识奥萨诺和文蒂很久了，比我更了解他们之间的内幕，他还要我在接到他的电话以前不要离开我目前所在的地方。
侦探要询问一些客人作见证，包括我在内，派对自然不欢而散了。我说除了看见文蒂从窗口掉下去什么都没有看见，我还特意对他们说，我没看见奥萨诺接近过她，他们听后也没提什么异议。奥萨诺的最后一位前妻给我一杯酒，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她脸上带着奇特的微笑说：“我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足足等了三个小时，那个律师才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已经把奥萨诺保释出来了，准备送他回他那乡间的带厨房厕所的单间公寓，还说看起来得有人陪他几天。律师问我这几天能否和奥萨诺在一起，以免他和报界乱扯。我答应说可以，然后律师简要地向我介绍了情况：奥萨诺的供词说文蒂袭击他，而他甩开她时，她失去了平衡跌出了窗户，向报界发表的内容也是这么说的。律师又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他会说服文蒂为了她自身的利益维护这一说法，因为如果奥萨诺去坐牢，她就将失去扶养费和孩子的生活费，只要不让奥萨诺乱讲话，这个事件过几天就可以平息下去。奥萨诺将由律师陪同过一个小时后到达公寓。
我离开黄石公寓坐出租车赶去乡间公寓。到了那里后，还不见他们的踪影，我就坐在公寓的门廊上等他们，直到律师的由专职司机驾驶的高级轿车到来，奥萨诺下了车。
他的样子很可怕：眼珠突出，皮肤由于紧张而呈灰白色。他从我身边走过去时，连招呼也没打。我赶紧跟着他进了电梯。他在家门口拿出钥匙，但是手抖得很厉害，我替他开了门。
我们一走进他那窄小的单间公寓，奥萨诺就扑通一声倒在那张坐卧两用的沙发上。他仍然对我一句话都不说，看也不看我一眼就躺下了。由于是担心而不是绝望，他用脸把双手压住。我环顾了一下这个单间公寓，心里不禁为他叫苦：世界最著名作家之一的奥萨诺竟然住在这样的一个洞穴里？不过我很快就记起，他也很少在这里住，他通常都是住在汉普顿或普林斯唐的家。有时则在某个和他有恋情的富有的离婚女人的家里住上几个月。
我在一张布满灰尘的椅子上坐下来，同时把一堆书踢到角落去。“我对警察说我什么也没看见。”我打破沉默对他说。
奥萨诺坐了起来，手已经从脸部移开了。我吃惊地发现他满面都是野性的笑容。
“上帝啊，你觉得她在空中航行的姿势如何？我以前就说过她是个巫婆，我根本就没有使劲地扔她，是她自己在飞翔。”他说。
我盯着他的脸，冷冷地说：“我认为你这是疯了，你最好去看看心理医生，我忘不了文蒂躺在街上的情景。”
“屁话！她会没事的。”奥萨诺说“你却不问问我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你认为我会把所有的前妻都从窗口扔出去吗？”
“用什么借口都是徒劳的。”我说。
奥萨诺大笑起来，说：“你根本不了解文蒂。我敢和你赌200美元，当我告诉你她对我说了些什么后，你就会同意，如果换了你，你也会这么干。”
“赌就赌！”我说着走进浴室，湿了条毛巾扔给他。他抹了一把脸和脖子，发出被冷水刺激皮肤后的快慰的赞叹声。
奥萨诺在躺椅上弯腰向前倾斜着，告诉我：“她提醒我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她写了多少信给我，都是为孩子讨钱的，当然我一分钱也没有寄给她，因为明知道她会把钱花在她自己身上。接着她说当我在好莱坞时她不想打扰我，即使我们最小的儿子患了脊椎髓膜炎，而她由于没有足够的钱，不得不把他送到市立医院的慈善病房时，也没有告诉我，你能想象得出她是这样一个狠心的贱妇吗？儿子病了，却不打电话给我，为的是把罪名强加于我身上！”
我知道奥萨诺非常疼爱所有前妻生的孩子，我对他这种疼爱孩子的热切心肠也同时感到不可思议。每当孩子们过生日，他就给他们买礼物，夏天总把孩子们接来和他一起住，此外，他一有空就会上门去看望他们，带他们去看戏、吃饭，或者去看球赛。我现在倒是对他不担心那个有病的孩子感到纳闷，他完全明白我此时的想法，所以说：
“其实那个孩子只是由于呼吸道感染而发高烧。刚才你在为文蒂的伤势关怀备至，我则趁警察到来之前打电话给医院，他们告诉我不必担心，我又打电话给我的医生，现在他已经把我的孩子送到一家私立医院，一切都办妥了。”
“你要我留下来吗？”我问他。
奥萨诺摇摇头说：“我得去看望那个生病的孩子，因为我把他们的妈妈弄伤住院了，我还得去照料其他的孩子，不过那条母狗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我在离开他之前，又向他提了一个问题：“当你把她扔出那个窗口的时候，你是否记得那个窗口离地面有两层楼的距离？”
奥萨诺又大笑起来。“当然记得，”他说“不过，我怎么也估计不到她会飘出去那么远。我对你说过她是个巫婆。”
第二天，纽约所有的报纸都以头版登载了这件事。奥萨诺实在太出名了，动不动就要享受这种待遇。好在文蒂没有坚持提出指控，至少奥萨诺不必去坐牢，她改口说也许是由于自己失足才从窗口跌落下来的。然而她是在第二天才这样说的，而且伤害已经造成了。人们让奥萨诺体面地辞去了书评杂志社的职务，我也和他一起辞职。有位专栏作家风趣地说，如果奥萨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他将是第一个将自己的妻子从窗口扔出去的获奖者。人人都清楚出了这么个小小的喜剧之后，奥萨诺获此奖的希望已经绝对破灭，评委们怎么可能把如此崇高的备受尊敬的诺贝尔奖授予一个像奥萨诺这样的卑鄙人物呢？至于奥萨诺在事后不久写的讽刺小品，介绍谋杀妻子的十种最佳办法，更是不但于事无补，反而雪上加霜。
目前我们两人都面临严峻的问题：我不得不在失业的情况下靠自由职业谋生，而奥萨诺则必须找个地方躲起来，使新闻界不能再找他的麻烦。这一次，我倒可以为他效劳了，我打电话给在拉斯维加斯的科里，把奥萨诺的处境告诉他，问他能否把奥萨诺安置在桑那都大酒店两个星期，我知道不可能有人会想得出来到那里刺探他的情况，他可以安静地休息一下。这回奥萨诺倒很合作，一口就答应了去那个他从未涉足过的赌城拉斯维加斯。
“他说他早就估计到你会这样。”潘说“本来，直到把你的态度软化之前，他是不准备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你的，都是因为我才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为了这，他很生我的气。”
我笑了，对她说：“你瞧，开始时，是你心里不好受，现在却轮到他心里难受了，还是让他难受好些，不过，他是真正受到伤害的一方。”
“那倒是，”潘说“我也真心为你感到难过。”
“这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轻松地说。潘表示理解，接着就挂了电话。
维丽在期待着我和她说这件事，所以一直都不动声色地注视着我。
潘和阿迪都已经简要地把事情的概况告诉了她，也许阿迪还把如何处理这件事的方法也向她说过了，因而她非常小心谨慎，可是我知道她根本就没有掌握问题的要害。她和潘都是好人，不过她们都不了解我们从前的处境。她们的父母都曾经阻止并反对她们嫁给我们这些家谱不详的孤儿，我能够想象出来在他们脑子里的那些流传中的类似的故事是如何耸人听闻的：如果家族成员中有疯子怎么办？有退化现象怎么办？有黑人的血缘怎么办？有犹太人的怎么办？有新教徒的怎么办？现在倒好，有一个非常好的证据在人们根本不需要它的时候自己冒出来了！我可以估计到潘和维丽对阿迪的这份浪漫主义都不会太高兴的——何苦去把失去多年联系的母亲挖出来呢！
“你想不想让她到家里来见见孩子们？”维丽问我。
“不想！”我回答得十分绝对。
维丽面有难色，而且带着害怕的神情。我非常了解她是在担心将来要是她的孩子也这样对待她，该如何是好？
“但她毕竟是你的妈妈，她一定生活得很不幸。”维丽不无忧虑地说。
“你知不知道‘孤儿’这两个字的含义是什么？”我问她“你有没有查过字典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意思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孩子，或是一个被遗弃的、一个失去母亲的小动物。你需要用哪个定义来解释呢？”
“算了吧，别说了！”维丽说着站起来，她看来被我吓坏了，干脆走开去看看孩子们是否睡得安稳，然后回到我们的卧房。我听见她进了浴室以及铺床的声音。这大晚上，我和往日一样，看书和做笔记到深夜，上床时她已经睡熟了。
两个月后，这件事终于结束了。有一天，阿迪打电话告诉我，妈妈又一次失踪了。我们约好在市区碰头并吃顿饭，以便能单独聊聊，当着妻子的面我们无法谈论此事，好像让她们知道了会失去面子似的。阿迪显得很高兴，告诉我她留下了一张便条，还说她酗酒并总是要到酒吧去找男人，说她是个中年的放荡女人，但他还是喜欢她。他让她戒了酒，给她买新衣服，还为她租了一个有家具的套间，又给了她生活费，她也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告诉了他。他认为遗弃我们不完全是她的过错。我不让他继续说下去，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听这类故事。
“你还打算再度寻找她吗？”我问他。
阿迪那迷人而又悲凉的微笑又出现了，他说：“不了！你可知道，我实际上使她感到头痛，其实她并不喜欢我在她的身边。起初，当我找到她的时候，她还能扮演一下我希望她扮演的角色，我以为她会出于内疚而将功补过，让我照顾她的，实际上她根本就不喜欢这样的安排。有一天她居然对我频送秋波，我想她恐怕是在寻找刺激。”他笑了起来“我要她到我家里来看看，但是她不愿意，不来也许是件好事。”
“潘对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我问他。
阿迪开心地大笑起来：“天啊，她竟然嫉妒我妈妈！当我告诉她这一切都已经结束时，你真该看看她脸上那种松了一口气的表情。弟弟，有句话我非得对你说，当你听到这个消息时，倒显得无动于衷似的。”
“因为我压根儿就对此事毫无兴趣。”我回答他。
“是的，”阿迪说“我知道。这没关系，而且我认为你根本就不可能喜欢她。”
六个月后，阿迪的心脏病发作，还好，不太严重。不过他在医院里也躺了好几个星期，出院后又全体了一个月。他住院期间，我天天都去探望他，而他却一直坚持说这只不过是消化不良，是个可住可不住院的慢性病。我专程跑到图书馆去寻找有关心脏病的书籍来看，从书中得知他的症状是心脏病人的普通状况，有时他们的自我感觉会是正确的。潘则是大惊小怪，阿迪出院后，她严格控制他的饮食，把家里的香烟全部扔掉，自己也戒了烟来促使阿迪戒烟。这是一件对于阿迪来说绝非容易的事，他居然也真的做到了，把多年的大烟瘾彻底戒掉。也许是因为这次心脏病发作的确使他感到震惊，所以他现在也学会照顾自己了。出院后，他遵照医嘱，坚持长距离散步，注意饮食，绝不再碰烟草。过了六个月，他的气色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我和潘都松了一口气。“感谢上帝，他终于彻底戒了烟，以前他曾经一天抽三包烟呢，就是这样抽使他患了心脏病的。”潘说。
我点点头，可是心里并不同意她的话，我一直认为是因为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设法找回了自己的母亲，结果却以更大的失败而告终，造成了他心灵的创伤才得了心脏病。
阿迪的病刚好，就轮到我碰上了麻烦——我丢掉了在文艺评论社的工作。不是出于我的过错，而是因为奥萨诺被解雇，我作为他的得力助手，也一起被解雇了。
奥萨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风浪，他对全国最有权势的文学界颐指气使，对政界刚愎自用，对文化狂热者视而不见，对妇女解放运动以及激进分子肆无忌惮；他有性丑闻，他在体育界赌博，他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游说诺贝尔文学奖；他曾出版一本为色情业辩护的非小说类的书，这本书不是为弥补它的社会价值，而是为了知识分子中的穷人反社会名流的乐趣而出版的。鉴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林林总总的劣迹，出版商早就打算解雇他。他们之所以迟迟不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他当了编辑后，评论杂志的发行量足足增长了一倍。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确挣钱不少。我还为奥萨诺写了许多文章。他只需花15分钟对某个题目的看法大吹大擂一番——通常都是些离经叛道的观点，我就能模仿他的风格把文章炮制出来。这种根据他那15分钟的面授机宜，我不费吹灰之力写出来的文章，让他过目一遍，有时再加入几笔佳句，就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稿费，然后我们把它平分。他稿费的一半都比我的稿费多一倍。
即使是这种行径也不至于使我丢掉饭碗，把我投入这一困境的是他的前妻文蒂。这种说法也许不够公平，准确地说应该是奥萨诺把我们都投入了困境，而文蒂则是那个把刀递给他的人。
奥萨诺又在好莱坞呆了四个星期，这段时间杂志社的事务基本上由我为他顶着，他去那里是为了完成电影脚本方面的工作。在这四周里，我们雇请了一个专职信使往返于纽约和洛杉矶两地，让他把我决定登载的评论文章送去给奥萨诺过目批准。终于，奥萨诺完成了好莱坞的事回到了纽约，他为所有的朋友开了一个派对，庆祝自己的凯旋归来以及在好莱坞赚到了大把的钱。
派对在他最后一位前妻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所居住的东区黄石公寓举行。奥萨诺自己住在乡间的一个小小的公寓里，他只能够住得起这样的公寓了，这次就是因为它太小，不能在那里举办派对。
我去参加这个派对是因为他坚持要我去。维丽不肯去，一是因为她不喜欢奥萨诺，二是因为她不愿意参加她家族以外的派对。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心照不宣地默定了一些协议，例如只要条件许可，我们互相不陪同出席彼此的社交活动。我的理由是我忙于写小说，还要赶着写出版社的约稿；她的理由是她必须照顾孩子，而且她从来不信任临时保姆。我们都对这样的安排感到满意，尤其是对她更方便。我除了哥哥阿迪和杂志社，没有其他的社交活动。
不管怎么说，奥萨诺的派对在纽约是个大事件。纽约的报社、书评杂志社的重要人物，那些仍然和奥萨诺保持友好关系的评论家都出席了。我当时正坐在一个角落里和奥萨诺的最后一位前妻聊天，突然看见文蒂走进来。我立刻就想到这回又要有麻烦了，因为我知道她没有受到邀请。
奥萨诺也在同一时间看到她，于是迈着蹒跚的步履向她走去——他最近几个月走路的姿态都这么怪怪的。他已经略带醉意，我担心他会因发脾气而出丑，或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因而马上站起来走到他们那边去。我刚巧听到奥萨诺向她打招呼。“你究竟想干什么？”他问她。他在生气的时候，样子是很可怕的。虽然我从他描述过的文蒂的概况中知道，她是唯一敢把激怒他作为取乐的人，然而今晚我仍对她的举动感到吃惊。
文蒂身穿牛仔裤和一件毛衣，头上绑一条围巾，这装束使她的瘦脸活像美狄亚。她那头鬈曲的黑发从围巾里伸出来，仿佛是一条条纠缠在一起的黑蛇。
她以胜利者的姿态，不怀好意地瞪着奥萨诺，神情非常平静。她又长时间地环顾这个房间，似乎是因为奥萨诺把她排斥在闪光的文学界之外，现在她要把它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似的。她那因仇恨而变得憔悴的脸带着满足的表情对奥萨诺说：“我有重要的事情相告。”
奥萨诺把杯中的酒喝干，对她恶意地笑着说：“说完后马上给我滚！”
文蒂严肃地说：“是个坏消息！”
奥萨诺夸张地哈哈大笑起来，她的话使他觉得滑稽。“你本身就永远是个坏消息。”他一边说一边忍不住笑起来。
文蒂不动声色地满意地注视着他说：“我必须单独和你谈谈。”
“哦，见鬼！”奥萨诺说。他深知文蒂总是以无理取闹为乐趣，在目前的场合还是不要和她正面冲突为好，所以他领她上楼到他的书房去。事后我估计他不带她到卧房去的原因，可能是怕自己会忍不住想和她造爱，她对他仍有那种吸引力。为了避免看到她在拒绝他时的洋洋得意相，他就把她领进了书房，因而也就铸成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这间书房是他最喜爱的一个房间，所以仍然作为他的工作室而保留着。书房里有个大窗口，他喜欢在写作的间隙望着窗外，观察街道上的动态。
我呆在楼梯的底层，自己也不明白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冥冥中总觉得奥萨诺需要帮助，因而我是第一个听到文蒂恐惧的尖叫声和立即对此采取行动的人。当时一听见声音不对我就转身冲上楼梯，踢开了书房的门。
我刚好看见奥萨诺抓住文蒂，而她则用那瘦弱的手臂敲打他，企图挣脱出来。她那瘦骨嶙峋的双手弯曲着，十只手指像爪子一样张开去抓他的脸。她的样子很惊恐，但又似乎显得很得意。奥萨诺右脸颊上被抓破的两条伤痕在流血。说时迟，那时快，我根本来不及去阻止他。奥萨诺在文蒂的脸上揍了一拳，她不由自主地向他倾斜过来，他就顺势使出吃奶的力气，一把将她举起来，从挂着一幅画的窗口扔了出去，就好像她仅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洋娃娃似的。窗破了，文蒂轻飘飘地飞了一段距离，跌落在街道上。
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此时究竟是文蒂那娇小的身体破窗而出跌落下去的情景还是奥萨诺疯狂的脸部表情更让我吃惊，只记得一边冲出书房一边大喊：“快叫救护车！”经过走廊时，我顺手抓了件外衣，快步跑到街上。
文蒂躺在水泥地上，活像一只断了腿的昆虫。我在跑出户外的时候，看见她正挣扎着用手脚支撑着想爬起来，勉强撑到膝盖那么高，又身不由己地瘫倒在地。
我跪在她旁边，用外衣盖住她的腹部，又脱下自己的上衣包裹住她头以下的部位。她处在极其痛苦之中，不过她的嘴、耳等地方并没有像一般坠楼者那样流血，眼睛里也没有我在战争年代见过的那种垂死的神情，事实上，她很快就平静下来了，神态安详。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还很暖和。她睁开眼睛四处看看，我对她说：“你会好起来的，救护车很快就会到，你会没事的。”
她又张开眼睛，看着我微微一笑，这时候的她显得很美丽动人，可以说直到此刻我才明白奥萨诺为什么会对她如此入迷。她很疼痛，居然还大笑着说：“我到底把那个狗杂种给套住了！”
人们把她送到医院后，发觉她仅仅是锁骨骨折和断了一只脚趾，而且神志完全清醒，能描述所发生事情的全部经过。警察上门找奥萨诺并把他带走。我打电话通知奥萨诺的律师，他让我尽量少开口，说他会负责把事情妥善处理的。他认识奥萨诺和文蒂很久了，比我更了解他们之间的内幕，他还要我在接到他的电话以前不要离开我目前所在的地方。
侦探要询问一些客人作见证，包括我在内，派对自然不欢而散了。我说除了看见文蒂从窗口掉下去什么都没有看见，我还特意对他们说，我没看见奥萨诺接近过她，他们听后也没提什么异议。奥萨诺的最后一位前妻给我一杯酒，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她脸上带着奇特的微笑说：“我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足足等了三个小时，那个律师才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已经把奥萨诺保释出来了，准备送他回他那乡间的带厨房厕所的单间公寓，还说看起来得有人陪他几天。律师问我这几天能否和奥萨诺在一起，以免他和报界乱扯。我答应说可以，然后律师简要地向我介绍了情况：奥萨诺的供词说文蒂袭击他，而他甩开她时，她失去了平衡跌出了窗户，向报界发表的内容也是这么说的。律师又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他会说服文蒂为了她自身的利益维护这一说法，因为如果奥萨诺去坐牢，她就将失去扶养费和孩子的生活费，只要不让奥萨诺乱讲话，这个事件过几天就可以平息下去。奥萨诺将由律师陪同过一个小时后到达公寓。
我离开黄石公寓坐出租车赶去乡间公寓。到了那里后，还不见他们的踪影，我就坐在公寓的门廊上等他们，直到律师的由专职司机驾驶的高级轿车到来，奥萨诺下了车。
他的样子很可怕：眼珠突出，皮肤由于紧张而呈灰白色。他从我身边走过去时，连招呼也没打。我赶紧跟着他进了电梯。他在家门口拿出钥匙，但是手抖得很厉害，我替他开了门。
我们一走进他那窄小的单间公寓，奥萨诺就扑通一声倒在那张坐卧两用的沙发上。他仍然对我一句话都不说，看也不看我一眼就躺下了。由于是担心而不是绝望，他用脸把双手压住。我环顾了一下这个单间公寓，心里不禁为他叫苦：世界最著名作家之一的奥萨诺竟然住在这样的一个洞穴里？不过我很快就记起，他也很少在这里住，他通常都是住在汉普顿或普林斯唐的家。有时则在某个和他有恋情的富有的离婚女人的家里住上几个月。
我在一张布满灰尘的椅子上坐下来，同时把一堆书踢到角落去。“我对警察说我什么也没看见。”我打破沉默对他说。
奥萨诺坐了起来，手已经从脸部移开了。我吃惊地发现他满面都是野性的笑容。
“上帝啊，你觉得她在空中航行的姿势如何？我以前就说过她是个巫婆，我根本就没有使劲地扔她，是她自己在飞翔。”他说。
我盯着他的脸，冷冷地说：“我认为你这是疯了，你最好去看看心理医生，我忘不了文蒂躺在街上的情景。”
“屁话！她会没事的。”奥萨诺说“你却不问问我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你认为我会把所有的前妻都从窗口扔出去吗？”
“用什么借口都是徒劳的。”我说。
奥萨诺大笑起来，说：“你根本不了解文蒂。我敢和你赌200美元，当我告诉你她对我说了些什么后，你就会同意，如果换了你，你也会这么干。”
“赌就赌！”我说着走进浴室，湿了条毛巾扔给他。他抹了一把脸和脖子，发出被冷水刺激皮肤后的快慰的赞叹声。
奥萨诺在躺椅上弯腰向前倾斜着，告诉我：“她提醒我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她写了多少信给我，都是为孩子讨钱的，当然我一分钱也没有寄给她，因为明知道她会把钱花在她自己身上。接着她说当我在好莱坞时她不想打扰我，即使我们最小的儿子患了脊椎髓膜炎，而她由于没有足够的钱，不得不把他送到市立医院的慈善病房时，也没有告诉我，你能想象得出她是这样一个狠心的贱妇吗？儿子病了，却不打电话给我，为的是把罪名强加于我身上！”
我知道奥萨诺非常疼爱所有前妻生的孩子，我对他这种疼爱孩子的热切心肠也同时感到不可思议。每当孩子们过生日，他就给他们买礼物，夏天总把孩子们接来和他一起住，此外，他一有空就会上门去看望他们，带他们去看戏、吃饭，或者去看球赛。我现在倒是对他不担心那个有病的孩子感到纳闷，他完全明白我此时的想法，所以说：
“其实那个孩子只是由于呼吸道感染而发高烧。刚才你在为文蒂的伤势关怀备至，我则趁警察到来之前打电话给医院，他们告诉我不必担心，我又打电话给我的医生，现在他已经把我的孩子送到一家私立医院，一切都办妥了。”
“你要我留下来吗？”我问他。
奥萨诺摇摇头说：“我得去看望那个生病的孩子，因为我把他们的妈妈弄伤住院了，我还得去照料其他的孩子，不过那条母狗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我在离开他之前，又向他提了一个问题：“当你把她扔出那个窗口的时候，你是否记得那个窗口离地面有两层楼的距离？”
奥萨诺又大笑起来。“当然记得，”他说“不过，我怎么也估计不到她会飘出去那么远。我对你说过她是个巫婆。”
第二天，纽约所有的报纸都以头版登载了这件事。奥萨诺实在太出名了，动不动就要享受这种待遇。好在文蒂没有坚持提出指控，至少奥萨诺不必去坐牢，她改口说也许是由于自己失足才从窗口跌落下来的。然而她是在第二天才这样说的，而且伤害已经造成了。人们让奥萨诺体面地辞去了书评杂志社的职务，我也和他一起辞职。有位专栏作家风趣地说，如果奥萨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他将是第一个将自己的妻子从窗口扔出去的获奖者。人人都清楚出了这么个小小的喜剧之后，奥萨诺获此奖的希望已经绝对破灭，评委们怎么可能把如此崇高的备受尊敬的诺贝尔奖授予一个像奥萨诺这样的卑鄙人物呢？至于奥萨诺在事后不久写的讽刺小品，介绍谋杀妻子的十种最佳办法，更是不但于事无补，反而雪上加霜。
目前我们两人都面临严峻的问题：我不得不在失业的情况下靠自由职业谋生，而奥萨诺则必须找个地方躲起来，使新闻界不能再找他的麻烦。这一次，我倒可以为他效劳了，我打电话给在拉斯维加斯的科里，把奥萨诺的处境告诉他，问他能否把奥萨诺安置在桑那都大酒店两个星期，我知道不可能有人会想得出来到那里刺探他的情况，他可以安静地休息一下。这回奥萨诺倒很合作，一口就答应了去那个他从未涉足过的赌城拉斯维加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