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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便哑然失笑。
我一直记得一个堪称美丽的场景，可惜说出来旁人很难相信。
那是我六岁之前的某一天，吃晚饭时发现妈妈不在，祖母说，到上林湖山岙里边的表外公家里去了，表外公一定会留她吃晚饭。祖母一边对我说，一边又向那些陆续到我家聚集的乡亲们解释，乡亲们也都回去了。这使我突然感到寂寞，搁下饭碗就到外面去玩。到了外面，我的腿不由自主地向大山走去，为的是迎妈妈。
从我家到表外公家，需要翻过两座大山，第一座就是吴石岭，第二座叫大庙岭，妈妈曾经带着我翻过。后来造了上林湖水库，淹了这两座大山之间的山谷，这条路就不通了，但在我小时候是通的，很多老人还记得。
那天晚上我就一个人去翻山了，只觉得妈妈很快就会迎面而来，见到我一阵惊喜。我的心里，就贪图这一阵惊喜。我知道这山里有野兽，却觉得野兽没灯，一定已经睡了，只要放轻脚步，不会惊醒它们。
翻完了吴石岭还不见妈妈，我就开始翻越更高的大庙岭。大庙岭已无大庙，山顶却有一个供人歇脚的小凉亭，当时正住着一家乞丐。他们在月光下看到这么小的一个男孩子居然独自在走山路，非常惊奇，那位女乞丐关心地问我：“要不要坐一会儿？”我向他们摇摇手。
走过山顶凉亭后便是下山路，走了很久我开始担心起来：下山后怎么找到表外公家呢？想来只能在山脚的路口等。正犹豫，听到了极轻的脚步声，我抬头一看，正是妈妈。
现在回想，妈妈当时纔二十多岁，单身一人在夜间翻山越岭也真大胆，但更不可思议的是她见到我的表情：只是非常亲热地叫了我一声，拉着我的手，然后一起翻山。她似乎只觉得孩子懂事，在她翻山翻得寂寞之时来陪她，居然丝毫没有产生其它母亲都会有的担懮。
真是“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
只有一件事我变得比其它小朋友都胆小，那就是西屋楼上的疯女人突然因病去世后，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上楼去看摆了满地的麦秆编织的小动物，只有我不敢上楼。为什么？说不清。
妈妈胆大，但不泼辣，反而常常害羞，说话也不响亮。只不过，她轻声答应的事常常连泼辣的人也会迟疑。
一天，村长找来了，说村里要办“生产互助组”缺会计，也只能请妈妈当。妈妈每天为大家写信、读信，已经那么忙，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此，每天夜间先记劳动工分，再写信、读信。这个房间更拥挤了，我们全家熬夜的时间也更长了。
当然，连记工分也没有报酬，因为我家属于“非农业人口”进不了村里的分配系列。妈妈不止一次地说：“身子轻的采桑，手劲大的搬磨，识水性的过河我识字，这些事本分要做。”
妈妈在这间屋子里还作过一个胆大的决定，与我有关。
在我实足年龄还只有四岁那年，小学的老师来统计可入学的新生，那时我正与几个小伙伴把妈妈的围单当大幕，绑在八仙桌的桌腿上演戏，妈妈就笑着指了指我，对老师说：“在地上爬着的要不要？”
老师说：“怎么不要？登记！”
几天之后，我就上学去了。背上背着一个大草帽，上面有妈妈刚刚写的四个毛笔大字：“秋雨上学”
我想这情景实在是妈妈最顽皮的一笔。一个纔四岁的小不点儿独自走在长路上已经让人怜惜，而背上的几个大字又说明这居然是去上学！
路上没有人认得这几个字，那么，妈妈是写给上天看的了。这就像是土地爷通过童男童女给上天带去一个小小信息：我们这里全是文盲的年代，已经结束。
老师们看到我草帽上的这几个字很高兴，而且从书写的功力判断出了我的文化背景，但他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来对付一个四岁孩童。那时代乡间学校全用毛笔，课桌上放着砚台和墨，可想而知，每次下课，我满脸满手都墨迹斑斑，老师就抱起我到河边洗脸，洗完再飞奔着把我抱回教室的座位，下一节课另一位老师又重复这般情景，实在是一片忙乱。
我四岁上学的事，把在上海工作的爸爸吓了一跳，随之，连叔叔、舅舅也紧张了。第二年国家教育部定下了规矩，小学入学的年限是七岁，这使得爸爸、叔叔、舅舅更有了理由，不断来信劝妈妈，要我用“留级”的方式后退到正常的年龄，否则脑子会用坏。其中大舅舅出的点子最要不得，他要我每次考试都交白卷，或故意答错。
妈妈问我的意思，我说，让我装成傻瓜留级，听过去全都听过的课，脑子纔会坏。
妈妈当然赞成我的意见，便写信给爸爸说：留级太累，不如让我读上去，她会设法减轻我的功课负担，代我做全部家庭作业。
其实我们小学里每天的家庭作业也不多，多的是“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妈妈花半天时间全做完了。她最感吃力的是要在作业本上模仿小阿的字，我玩累了回家，见她一笔一画那么费事，就帮帮她，让她先写在别的纸上，我抄上去。她感激地说：真懂事。”
老师们人都很好，但课讲得都不好听，我每堂课都在等待下课铃声。
下课后也有一件事让我害怕，那些曾经抱着我到河边洗过脸的老师见我脸上没墨了，都会用手来拧一下，好像这是他们洗脸换来的特权。拧脸，女老师拧得不疼，男老师拧得有点疼，特别是那位叫胡光华的校长。
有一次，胡校长拧完我的脸还给我看一本他正拿着的厚厚小书，他说这叫字典，并用五分锺时间告诉了我查阅的方法。
我拿过来查自己的名字，第一个字是“余”查出来的意思是“我”我想真好，可不是我吗，编字典的人真是无所不知，连我也认识。
这天回家，我要妈妈给我买一本字典。我说，有了字典，我一个个字认，就用不着上学了，多好。
妈妈说：“上学不光是为了认字，还会认识很多有学问的老师，这很重要。”
我说：“老师讲课真不好听。”
妈妈笑了，说：“也有很厉害的老师。明天是星期天，县里会来一位很有学问的人给老师讲课，那是老师的老师，你也跟我进去听听吧。”妈妈当时与小学老师们已经很熟，是老师们来通知她的。
第二天我就去听了那堂课，一位戴眼镜的男老师在讲语法，听的全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加我的妈妈，还有我。
这语法课真把我听乐了。戴眼镜的男老师先把一个奇怪的句子写在黑板上，然后连续两节课都在分析这个句子。我首次接触这么复杂的句子，印象极深，后来又一再给我的同学复述，因此就牢牢记住了。这个句子的结构大致是这样的：
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回过身来对李老师说：“昨天下午刘老师和赵老师都问我：“前两天孙老师带病为朱老师补课的事，是不是应该让胡校长知道？””
妈妈一看这个句子就不满了，小声对我说：“真有本事，一句话就扯出了八个人，谁会这样绕来绕去说话？”
台上的老师对这句话的分析，绕得就更凶了。语法概念说了一大堆，黑板上画出来的语法结构线已经像一堆剥了皮的老麻，丝丝缕缕缠得人头晕脑涨。
听课回来的路上，妈妈对我说：“如果你读书读上去，最后变成了这种学问，那宁肯不要读了。我听你舅舅说过，过去英国人为了把印度人搞傻，便于统治，就给他们编了一套特别复杂的英文语法书，一学就傻”
这事我很感兴趣，便问：“后来印度人真傻了吗？”
妈妈笑了，说：“这我不太清楚。但我以前在上海见到，很多“书毒头”比平常人要傻得多。”
“书毒头”是我们乡间对于书呆子的一种称呼。尽管当时乡间已经没有什么人识字，但是只要一提起这个称呼，乡亲们仍然充满了鄙视和嘲谑。我想，这也许属于某些“负面人格类型”的隔代传播吧。我当时问过妈妈，书呆子只傻不坏，为什么把他们说成“毒头”呢？妈妈说，他们钻起牛角尖来也真够狠毒的。
等我长大后纔明白，妈妈的意思不错，解字却有偏差。那个“毒”字，一定是另一个同音字“蠹”的误置“书毒头”也就是“书蠹头”躲在书籍中蛀咬书籍的小虫是也。说得好听一点，这些书蛀虫也算在“咬文嚼字”
乡亲们真是幽默。
败抱歉的事情是，那位讲语法的老师，由于我不怀好意的转述，成了同学们今后嘲笑书蠹头”的范例。课堂上哪位老师把一件简单的事情讲复杂了，或者讲了半天还没有让大家听懂，一定有顽皮的男同学轻轻嘀咕一句：“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
同学们当然都忍不住笑出声来。老师很奇怪，他似乎也听到一点什么，便问：“怎么回事？哪个周老师？”同学们笑得更响了。
这种笑声经常响起，现在回想，那是我在童年时代种下的珍贵疫苗，帮我防治了一辈子学术流行病。
在我以后的文化活动中，什么奇特的事情都发生过，惟独“周老师”怎么也不会看“王老师”一眼。
但是妈妈还是不放心。她一直在想，那么奇怪的语法课，为什么会让那么多老师去听呢？那背后似乎有一条牵涉到某种文化排场的路，但她明白那是一条通向“书毒头”的死路，万不能让她的儿子走上去。终于她下狠心了，与祖母商量决定，立即采取防范措施：让我接手，为全村读信、写信。那年，我七岁。
第二年，妈妈怀了我的二弟，更把她每夜为村民记工分、算账的事务，也交给了我。
我受宠若惊。不仅是受妈妈之“宠”而且是受全村之“宠”从此以后，这间屋子的主角和中心，全是我。每天夜晚那些村民热切的目光依然穿过腾腾烟雾落到小油灯前，灯光映照着的已不是那位年轻妇女，而是她的儿子。
读信、写信，一般是在我傍晚放学以后。记工分、算账，是在晚上。
也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长信要在星期天写。现在回忆起来，最复杂的是三家的信。
一家是村东头的讨饭奶奶。她过去讨过饭，现在早已不讨，住在一间极小的屋子里。她有一个儿子，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打仗去了。因此她是“军属”小屋门上贴着一张写有“光荣人家”四个毛笔字的红纸，窗内挂着她儿子穿军装的照片。每逢过年过节，村里都会敲锣打鼓地去慰问，还会送上一点粮食。但是，这并不能改善她的日常生活。她不知早年受过什么伤，每天我上学经过她家，总能听到她“哎哟、哎哟”的呻吟声。她多么希望，儿子能寄一点钱来，给她治病。但是，作为普通战士的儿子显然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当时农村医疗系统还没有建立，该到哪里去看病呢？到城里？谁陪去？住哪里？该出多少钱？这事，连当时的村长、乡长也无能为力。
她总是星期天早晨到我家来，要我读信、写信。她口述写给儿子的信，口气非常委婉，总说一切都好，夏粮快下来了，只是老毛病没有好转，儿子不用挂念她，好好在前线打仗、立功。她儿子的来信，字写得又好又潦草，但我听说她儿子没上过学，估计那信是由部队的文书代写的。儿子的信中总是要讲一段一般形势，然后说到朝鲜天冷，鼻子都快冻掉了，接着说我们的战斗热情战胜了寒冷等等。老奶奶让我回信，又一次说到自己的病，这次不是希望儿子寄钱了，而是希望通过部队在浙江当地的医生，给她治一治。儿子下一封信大概是与部队领导商量了，除了写给母亲的一页外还附了一页给乡政府。老奶奶立即拿着那页信一拐一拐到乡政府去了，但我知道，乡政府的办法十分有限，老奶奶的呻吟声还是每天从小屋中传出。
第二家也是一个军人的家属，不同的是那军人是军官，那家属是妻子。军官姓余，是我们本家，先在北方驻守，后来移师舟山，那么近了，居然也没有回家来看一看。有很长时间，他妻子一直以为他战死了，眼泪汪汪地去找村长和乡长，村长、乡长告诉她，如果战死会有通报。于是她让我一封一封地给原先那个部队的番号和驻地写信，句子都差不多。终于有一天，军官来信了，口气冷冷的，说是自己受了伤，没法写信。他妻子听我读完信，二话不说，就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去了。当时的妇女，单纯到居然没有在那么长时间的杳无音讯中，产生丝毫关于移情别恋的怀疑。那女子在军官那里获得了准备离婚的确切信息，回到村里就不想活了，几次要投河。到了这个地步，就不是我这个小阿子的事了，还是由我妈妈出场，与几个婶婶、阿姨一起，陪着她，劝着她。半年后，办成离婚，那女子就回了娘家，军官也从来没有回来过。
第三家是我家南面隔了一个晒稻场的异姓人家，不是姓顾就是姓陈，现在也忘了。只知道那家的男主人参加了公路修筑队，几乎隔两天就换一个住宿地，妻子让我写去的信一半收不到，只能等他来信。但他刚刚在学识字，写来的信在很少几个字里绕来绕去，既靠象形又靠谐音，实在很难读懂，每次都让我猜半天。他妻子是文盲，完全不相信她那么能干的丈夫会写不好信，总是既期待又疑惑地看着我，然后宽厚地对旁边看热闹的乡亲们说：秋雨太小了，读信不容易，再读几年书，就好了。”我看了她一眼，不知如何声辩。让我写回信时，她特意站在我的角度考虑，要丈夫下次来信时写得浅白一点，不要太深奥。我当然没有把这个意思写进去。
相比之下，其它人家的信，比较简单。
除了写信、读信，还要记工分、算账，这对我稍稍有点障碍。因为，每天晚饭后本来是我们这些小男孩钻在草堆、树丛里玩耍的时间，突然呼唤声响起，大多是祖母的声音，其它小男孩一听便立即笑我：又要去记工分了！
我怏怏不乐地离开小伙伴回家，村民早就坐在那里，一见我进门就一迭连声地夸奖，我也就快乐起来。
记工分、算账，最麻烦的不是记和算，而是倾听，并在倾听中作出判断。
村民们永远在一次次高声争论，有一些事情已由对立变成共识，但两方面都不会宣布，要我去仔细地听出来。有一些主张已经被驳倒，但是，虽被驳倒了却不能再问，一问就会重起争端要在这中间作出判断，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确实不易。
村民们的争论有时近似打架，但放心，老婆、孩子都在，打不起来。
这就是说，我已经天天在幽暗的油灯下，辨识着世间人情的细部奥秘。
记工分、算账的时候，有一些字也会卡住，例如烧窑的“窑”挖渠的“渠”垒墩的“墩”都是我以前在语文课里没有学到过的。
妈妈把这一切任务全部交给我之后，就再也不闻不问，更没有“扶上马、牵一阵”的意思。她全然撒手，连晚上我上楼，她见了也只讲别的事。但她显然对我非常满意，深信她的儿子再也不会做“书毒头”、书蛀虫了。
年终按工分来分配各家收入，也是我做的账。那天大体分完了，我正想松一口气，却听到讨饭奶奶从屋角站起来冲着大家说了一番话。她说：“秋雨这么小年纪，给全村读了一年信，算了一年账，怎么可以一点东西也分不到？”
她是“军属”年纪又那么大，说话自然有权威。村民们一片赞成，最后，我竟然分到了十斤干蚕豆，加十斤土豆。
干蚕豆炒着吃，也就是著名的“三北盐炒豆”到今天还是我的至爱。土豆煮熟了，凉一凉，用一根长线一穿，套在脖子上，像一串大佛珠。
妈妈空闲时都躲在楼上南间。
楼上南间，也就是我出生的房间。房间中央是一张精致的宁式大床，上面镶有象牙的楷书和篆书对联，楷书的对联为：
000纯诗句枕边得
昌世文章醒来求
卧房东侧有一个储藏室，俗称“堂楼顶”正是公共祭祖堂的楼上。据说里边经常出没黄鼠狼，我从小就不敢进去，总觉得黄鼠狼与故事里的狐仙差不多，会作怪。后来有一次我真的看见黄鼠狼了，先惊吓，后好奇，甚至觉得它的形体还挺可爱。我那时痴迷画画，就把那“惊鸿一瞥”画了出来。祖母、妈妈和邻居看了都说我画得像，又给我指点出许多不太像的地方，于是，我便焦急地期待着黄鼠狼的第二次出现，以便更正。这一来，就完全不怕了。
那时我在小学里已经读到高年级，想看一些闲书，例如陈鸿章同学借给我的水浒传，又想画画，因此想住一个单间。那天我提出要独自住到储藏室里去，祖母、妈妈十分吃惊，但很快又点头赞许。
说干就干，我在妈妈的帮助下先把储藏室做了一番大扫除，把简易小床搬进去，在北窗口放一张书桌，书桌边有一个谷仓，我拿起毛笔在仓壁上先写了“学习室”三字，接着又用美术体写了“身体好”、“学习好”、“时刻准备着”三行。写完，看窗外，一片灿烂的油菜地，直通吴山脚下。
正是在这间储藏室里，我找到了早逝的伯伯余志云先生留下的书籍。由此，我开始翻阅一直读不下去的石头记，终于读下去了的巴金的家、春、秋，以及高语罕编的世界名作选。最有趣的是芥子园画谱，一有空就临摹；最难懂的是史记菁华录，连妈妈也说不明白，只得等外公来的时候问，但外公说出来的话也突然变得听不懂。书箱里还有一本署有林语堂名字的开明英文读本和一部林语堂题词的英汉词典，在我看来是天书，没去多翻。
读书的兴趣一旦引逗起来是要命的事，我的眼睛很快从储藏室的书箱转到小学里那间小小的图书室。图书室里最吸引我的是童话和民间故事，但书少学生多，谁都想借，怎么办呢？不知是哪位老师出的聪明主意，规定可用一百个字的毛笔小楷来换借一本书。这个规定大大推动了同学们的书法练习，结果，直到今天，我的那些老同学虽然大多还是农民，但如果让他们拿起毛笔写几个字，多半会比有资格题词的名人的字，看起来更顺眼。
我读民间故事，主要是为了讲给祖母听，祖母喜欢，我却不太喜欢，觉得每一个都差不多。我喜欢的是童话和寓言，但祖母听了只说是“野天糊涂”与我的感觉很不一样。
几年前我去安徒生的故乡丹麦奥登塞，在那所小小的红顶房里徘徊很久。这间红顶房的所在，当年是一个贫民窟，安徒生一家只在里边占了一小角。就居住条件来说，要比我家的老屋差多了。让我感动的是，这所红顶房居然打开了世界上那么多小房间的窗子，包括我家乡的这一间。
小学毕业时，我要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忙着物色为乡亲们写信和记账的接班人。最后找到的接班人十分称职，却比我年长多了，他就是以前被人们称作“懒汉”的二胡高手方子。在账册上签写的名字，是舫迟。
方子出山，就像诸葛亮终于骑上了马背，再也没有回头的时日。我村的二胡声，从此寂寥。我的童年和这旧屋的灯光一起，也从此淡出。
我的童年，是由一封封农家书信，一笔笔汗水账目滋润的。我正是从这间旧屋起步，开始阅读中国大地。
感谢妈妈
的孩子，便哑然失笑。
我一直记得一个堪称美丽的场景，可惜说出来旁人很难相信。
那是我六岁之前的某一天，吃晚饭时发现妈妈不在，祖母说，到上林湖山岙里边的表外公家里去了，表外公一定会留她吃晚饭。祖母一边对我说，一边又向那些陆续到我家聚集的乡亲们解释，乡亲们也都回去了。这使我突然感到寂寞，搁下饭碗就到外面去玩。到了外面，我的腿不由自主地向大山走去，为的是迎妈妈。
从我家到表外公家，需要翻过两座大山，第一座就是吴石岭，第二座叫大庙岭，妈妈曾经带着我翻过。后来造了上林湖水库，淹了这两座大山之间的山谷，这条路就不通了，但在我小时候是通的，很多老人还记得。
那天晚上我就一个人去翻山了，只觉得妈妈很快就会迎面而来，见到我一阵惊喜。我的心里，就贪图这一阵惊喜。我知道这山里有野兽，却觉得野兽没灯，一定已经睡了，只要放轻脚步，不会惊醒它们。
翻完了吴石岭还不见妈妈，我就开始翻越更高的大庙岭。大庙岭已无大庙，山顶却有一个供人歇脚的小凉亭，当时正住着一家乞丐。他们在月光下看到这么小的一个男孩子居然独自在走山路，非常惊奇，那位女乞丐关心地问我：“要不要坐一会儿？”我向他们摇摇手。
走过山顶凉亭后便是下山路，走了很久我开始担心起来：下山后怎么找到表外公家呢？想来只能在山脚的路口等。正犹豫，听到了极轻的脚步声，我抬头一看，正是妈妈。
现在回想，妈妈当时纔二十多岁，单身一人在夜间翻山越岭也真大胆，但更不可思议的是她见到我的表情：只是非常亲热地叫了我一声，拉着我的手，然后一起翻山。她似乎只觉得孩子懂事，在她翻山翻得寂寞之时来陪她，居然丝毫没有产生其它母亲都会有的担懮。
真是“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
只有一件事我变得比其它小朋友都胆小，那就是西屋楼上的疯女人突然因病去世后，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上楼去看摆了满地的麦秆编织的小动物，只有我不敢上楼。为什么？说不清。
妈妈胆大，但不泼辣，反而常常害羞，说话也不响亮。只不过，她轻声答应的事常常连泼辣的人也会迟疑。
一天，村长找来了，说村里要办“生产互助组”缺会计，也只能请妈妈当。妈妈每天为大家写信、读信，已经那么忙，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此，每天夜间先记劳动工分，再写信、读信。这个房间更拥挤了，我们全家熬夜的时间也更长了。
当然，连记工分也没有报酬，因为我家属于“非农业人口”进不了村里的分配系列。妈妈不止一次地说：“身子轻的采桑，手劲大的搬磨，识水性的过河我识字，这些事本分要做。”
妈妈在这间屋子里还作过一个胆大的决定，与我有关。
在我实足年龄还只有四岁那年，小学的老师来统计可入学的新生，那时我正与几个小伙伴把妈妈的围单当大幕，绑在八仙桌的桌腿上演戏，妈妈就笑着指了指我，对老师说：“在地上爬着的要不要？”
老师说：“怎么不要？登记！”
几天之后，我就上学去了。背上背着一个大草帽，上面有妈妈刚刚写的四个毛笔大字：“秋雨上学”
我想这情景实在是妈妈最顽皮的一笔。一个纔四岁的小不点儿独自走在长路上已经让人怜惜，而背上的几个大字又说明这居然是去上学！
路上没有人认得这几个字，那么，妈妈是写给上天看的了。这就像是土地爷通过童男童女给上天带去一个小小信息：我们这里全是文盲的年代，已经结束。
老师们看到我草帽上的这几个字很高兴，而且从书写的功力判断出了我的文化背景，但他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来对付一个四岁孩童。那时代乡间学校全用毛笔，课桌上放着砚台和墨，可想而知，每次下课，我满脸满手都墨迹斑斑，老师就抱起我到河边洗脸，洗完再飞奔着把我抱回教室的座位，下一节课另一位老师又重复这般情景，实在是一片忙乱。
我四岁上学的事，把在上海工作的爸爸吓了一跳，随之，连叔叔、舅舅也紧张了。第二年国家教育部定下了规矩，小学入学的年限是七岁，这使得爸爸、叔叔、舅舅更有了理由，不断来信劝妈妈，要我用“留级”的方式后退到正常的年龄，否则脑子会用坏。其中大舅舅出的点子最要不得，他要我每次考试都交白卷，或故意答错。
妈妈问我的意思，我说，让我装成傻瓜留级，听过去全都听过的课，脑子纔会坏。
妈妈当然赞成我的意见，便写信给爸爸说：留级太累，不如让我读上去，她会设法减轻我的功课负担，代我做全部家庭作业。
其实我们小学里每天的家庭作业也不多，多的是“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妈妈花半天时间全做完了。她最感吃力的是要在作业本上模仿小阿的字，我玩累了回家，见她一笔一画那么费事，就帮帮她，让她先写在别的纸上，我抄上去。她感激地说：真懂事。”
老师们人都很好，但课讲得都不好听，我每堂课都在等待下课铃声。
下课后也有一件事让我害怕，那些曾经抱着我到河边洗过脸的老师见我脸上没墨了，都会用手来拧一下，好像这是他们洗脸换来的特权。拧脸，女老师拧得不疼，男老师拧得有点疼，特别是那位叫胡光华的校长。
有一次，胡校长拧完我的脸还给我看一本他正拿着的厚厚小书，他说这叫字典，并用五分锺时间告诉了我查阅的方法。
我拿过来查自己的名字，第一个字是“余”查出来的意思是“我”我想真好，可不是我吗，编字典的人真是无所不知，连我也认识。
这天回家，我要妈妈给我买一本字典。我说，有了字典，我一个个字认，就用不着上学了，多好。
妈妈说：“上学不光是为了认字，还会认识很多有学问的老师，这很重要。”
我说：“老师讲课真不好听。”
妈妈笑了，说：“也有很厉害的老师。明天是星期天，县里会来一位很有学问的人给老师讲课，那是老师的老师，你也跟我进去听听吧。”妈妈当时与小学老师们已经很熟，是老师们来通知她的。
第二天我就去听了那堂课，一位戴眼镜的男老师在讲语法，听的全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加我的妈妈，还有我。
这语法课真把我听乐了。戴眼镜的男老师先把一个奇怪的句子写在黑板上，然后连续两节课都在分析这个句子。我首次接触这么复杂的句子，印象极深，后来又一再给我的同学复述，因此就牢牢记住了。这个句子的结构大致是这样的：
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回过身来对李老师说：“昨天下午刘老师和赵老师都问我：“前两天孙老师带病为朱老师补课的事，是不是应该让胡校长知道？””
妈妈一看这个句子就不满了，小声对我说：“真有本事，一句话就扯出了八个人，谁会这样绕来绕去说话？”
台上的老师对这句话的分析，绕得就更凶了。语法概念说了一大堆，黑板上画出来的语法结构线已经像一堆剥了皮的老麻，丝丝缕缕缠得人头晕脑涨。
听课回来的路上，妈妈对我说：“如果你读书读上去，最后变成了这种学问，那宁肯不要读了。我听你舅舅说过，过去英国人为了把印度人搞傻，便于统治，就给他们编了一套特别复杂的英文语法书，一学就傻”
这事我很感兴趣，便问：“后来印度人真傻了吗？”
妈妈笑了，说：“这我不太清楚。但我以前在上海见到，很多“书毒头”比平常人要傻得多。”
“书毒头”是我们乡间对于书呆子的一种称呼。尽管当时乡间已经没有什么人识字，但是只要一提起这个称呼，乡亲们仍然充满了鄙视和嘲谑。我想，这也许属于某些“负面人格类型”的隔代传播吧。我当时问过妈妈，书呆子只傻不坏，为什么把他们说成“毒头”呢？妈妈说，他们钻起牛角尖来也真够狠毒的。
等我长大后纔明白，妈妈的意思不错，解字却有偏差。那个“毒”字，一定是另一个同音字“蠹”的误置“书毒头”也就是“书蠹头”躲在书籍中蛀咬书籍的小虫是也。说得好听一点，这些书蛀虫也算在“咬文嚼字”
乡亲们真是幽默。
败抱歉的事情是，那位讲语法的老师，由于我不怀好意的转述，成了同学们今后嘲笑书蠹头”的范例。课堂上哪位老师把一件简单的事情讲复杂了，或者讲了半天还没有让大家听懂，一定有顽皮的男同学轻轻嘀咕一句：“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
同学们当然都忍不住笑出声来。老师很奇怪，他似乎也听到一点什么，便问：“怎么回事？哪个周老师？”同学们笑得更响了。
这种笑声经常响起，现在回想，那是我在童年时代种下的珍贵疫苗，帮我防治了一辈子学术流行病。
在我以后的文化活动中，什么奇特的事情都发生过，惟独“周老师”怎么也不会看“王老师”一眼。
但是妈妈还是不放心。她一直在想，那么奇怪的语法课，为什么会让那么多老师去听呢？那背后似乎有一条牵涉到某种文化排场的路，但她明白那是一条通向“书毒头”的死路，万不能让她的儿子走上去。终于她下狠心了，与祖母商量决定，立即采取防范措施：让我接手，为全村读信、写信。那年，我七岁。
第二年，妈妈怀了我的二弟，更把她每夜为村民记工分、算账的事务，也交给了我。
我受宠若惊。不仅是受妈妈之“宠”而且是受全村之“宠”从此以后，这间屋子的主角和中心，全是我。每天夜晚那些村民热切的目光依然穿过腾腾烟雾落到小油灯前，灯光映照着的已不是那位年轻妇女，而是她的儿子。
读信、写信，一般是在我傍晚放学以后。记工分、算账，是在晚上。
也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长信要在星期天写。现在回忆起来，最复杂的是三家的信。
一家是村东头的讨饭奶奶。她过去讨过饭，现在早已不讨，住在一间极小的屋子里。她有一个儿子，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打仗去了。因此她是“军属”小屋门上贴着一张写有“光荣人家”四个毛笔字的红纸，窗内挂着她儿子穿军装的照片。每逢过年过节，村里都会敲锣打鼓地去慰问，还会送上一点粮食。但是，这并不能改善她的日常生活。她不知早年受过什么伤，每天我上学经过她家，总能听到她“哎哟、哎哟”的呻吟声。她多么希望，儿子能寄一点钱来，给她治病。但是，作为普通战士的儿子显然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当时农村医疗系统还没有建立，该到哪里去看病呢？到城里？谁陪去？住哪里？该出多少钱？这事，连当时的村长、乡长也无能为力。
她总是星期天早晨到我家来，要我读信、写信。她口述写给儿子的信，口气非常委婉，总说一切都好，夏粮快下来了，只是老毛病没有好转，儿子不用挂念她，好好在前线打仗、立功。她儿子的来信，字写得又好又潦草，但我听说她儿子没上过学，估计那信是由部队的文书代写的。儿子的信中总是要讲一段一般形势，然后说到朝鲜天冷，鼻子都快冻掉了，接着说我们的战斗热情战胜了寒冷等等。老奶奶让我回信，又一次说到自己的病，这次不是希望儿子寄钱了，而是希望通过部队在浙江当地的医生，给她治一治。儿子下一封信大概是与部队领导商量了，除了写给母亲的一页外还附了一页给乡政府。老奶奶立即拿着那页信一拐一拐到乡政府去了，但我知道，乡政府的办法十分有限，老奶奶的呻吟声还是每天从小屋中传出。
第二家也是一个军人的家属，不同的是那军人是军官，那家属是妻子。军官姓余，是我们本家，先在北方驻守，后来移师舟山，那么近了，居然也没有回家来看一看。有很长时间，他妻子一直以为他战死了，眼泪汪汪地去找村长和乡长，村长、乡长告诉她，如果战死会有通报。于是她让我一封一封地给原先那个部队的番号和驻地写信，句子都差不多。终于有一天，军官来信了，口气冷冷的，说是自己受了伤，没法写信。他妻子听我读完信，二话不说，就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去了。当时的妇女，单纯到居然没有在那么长时间的杳无音讯中，产生丝毫关于移情别恋的怀疑。那女子在军官那里获得了准备离婚的确切信息，回到村里就不想活了，几次要投河。到了这个地步，就不是我这个小阿子的事了，还是由我妈妈出场，与几个婶婶、阿姨一起，陪着她，劝着她。半年后，办成离婚，那女子就回了娘家，军官也从来没有回来过。
第三家是我家南面隔了一个晒稻场的异姓人家，不是姓顾就是姓陈，现在也忘了。只知道那家的男主人参加了公路修筑队，几乎隔两天就换一个住宿地，妻子让我写去的信一半收不到，只能等他来信。但他刚刚在学识字，写来的信在很少几个字里绕来绕去，既靠象形又靠谐音，实在很难读懂，每次都让我猜半天。他妻子是文盲，完全不相信她那么能干的丈夫会写不好信，总是既期待又疑惑地看着我，然后宽厚地对旁边看热闹的乡亲们说：秋雨太小了，读信不容易，再读几年书，就好了。”我看了她一眼，不知如何声辩。让我写回信时，她特意站在我的角度考虑，要丈夫下次来信时写得浅白一点，不要太深奥。我当然没有把这个意思写进去。
相比之下，其它人家的信，比较简单。
除了写信、读信，还要记工分、算账，这对我稍稍有点障碍。因为，每天晚饭后本来是我们这些小男孩钻在草堆、树丛里玩耍的时间，突然呼唤声响起，大多是祖母的声音，其它小男孩一听便立即笑我：又要去记工分了！
我怏怏不乐地离开小伙伴回家，村民早就坐在那里，一见我进门就一迭连声地夸奖，我也就快乐起来。
记工分、算账，最麻烦的不是记和算，而是倾听，并在倾听中作出判断。
村民们永远在一次次高声争论，有一些事情已由对立变成共识，但两方面都不会宣布，要我去仔细地听出来。有一些主张已经被驳倒，但是，虽被驳倒了却不能再问，一问就会重起争端要在这中间作出判断，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确实不易。
村民们的争论有时近似打架，但放心，老婆、孩子都在，打不起来。
这就是说，我已经天天在幽暗的油灯下，辨识着世间人情的细部奥秘。
记工分、算账的时候，有一些字也会卡住，例如烧窑的“窑”挖渠的“渠”垒墩的“墩”都是我以前在语文课里没有学到过的。
妈妈把这一切任务全部交给我之后，就再也不闻不问，更没有“扶上马、牵一阵”的意思。她全然撒手，连晚上我上楼，她见了也只讲别的事。但她显然对我非常满意，深信她的儿子再也不会做“书毒头”、书蛀虫了。
年终按工分来分配各家收入，也是我做的账。那天大体分完了，我正想松一口气，却听到讨饭奶奶从屋角站起来冲着大家说了一番话。她说：“秋雨这么小年纪，给全村读了一年信，算了一年账，怎么可以一点东西也分不到？”
她是“军属”年纪又那么大，说话自然有权威。村民们一片赞成，最后，我竟然分到了十斤干蚕豆，加十斤土豆。
干蚕豆炒着吃，也就是著名的“三北盐炒豆”到今天还是我的至爱。土豆煮熟了，凉一凉，用一根长线一穿，套在脖子上，像一串大佛珠。
妈妈空闲时都躲在楼上南间。
楼上南间，也就是我出生的房间。房间中央是一张精致的宁式大床，上面镶有象牙的楷书和篆书对联，楷书的对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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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世文章醒来求
卧房东侧有一个储藏室，俗称“堂楼顶”正是公共祭祖堂的楼上。据说里边经常出没黄鼠狼，我从小就不敢进去，总觉得黄鼠狼与故事里的狐仙差不多，会作怪。后来有一次我真的看见黄鼠狼了，先惊吓，后好奇，甚至觉得它的形体还挺可爱。我那时痴迷画画，就把那“惊鸿一瞥”画了出来。祖母、妈妈和邻居看了都说我画得像，又给我指点出许多不太像的地方，于是，我便焦急地期待着黄鼠狼的第二次出现，以便更正。这一来，就完全不怕了。
那时我在小学里已经读到高年级，想看一些闲书，例如陈鸿章同学借给我的水浒传，又想画画，因此想住一个单间。那天我提出要独自住到储藏室里去，祖母、妈妈十分吃惊，但很快又点头赞许。
说干就干，我在妈妈的帮助下先把储藏室做了一番大扫除，把简易小床搬进去，在北窗口放一张书桌，书桌边有一个谷仓，我拿起毛笔在仓壁上先写了“学习室”三字，接着又用美术体写了“身体好”、“学习好”、“时刻准备着”三行。写完，看窗外，一片灿烂的油菜地，直通吴山脚下。
正是在这间储藏室里，我找到了早逝的伯伯余志云先生留下的书籍。由此，我开始翻阅一直读不下去的石头记，终于读下去了的巴金的家、春、秋，以及高语罕编的世界名作选。最有趣的是芥子园画谱，一有空就临摹；最难懂的是史记菁华录，连妈妈也说不明白，只得等外公来的时候问，但外公说出来的话也突然变得听不懂。书箱里还有一本署有林语堂名字的开明英文读本和一部林语堂题词的英汉词典，在我看来是天书，没去多翻。
读书的兴趣一旦引逗起来是要命的事，我的眼睛很快从储藏室的书箱转到小学里那间小小的图书室。图书室里最吸引我的是童话和民间故事，但书少学生多，谁都想借，怎么办呢？不知是哪位老师出的聪明主意，规定可用一百个字的毛笔小楷来换借一本书。这个规定大大推动了同学们的书法练习，结果，直到今天，我的那些老同学虽然大多还是农民，但如果让他们拿起毛笔写几个字，多半会比有资格题词的名人的字，看起来更顺眼。
我读民间故事，主要是为了讲给祖母听，祖母喜欢，我却不太喜欢，觉得每一个都差不多。我喜欢的是童话和寓言，但祖母听了只说是“野天糊涂”与我的感觉很不一样。
几年前我去安徒生的故乡丹麦奥登塞，在那所小小的红顶房里徘徊很久。这间红顶房的所在，当年是一个贫民窟，安徒生一家只在里边占了一小角。就居住条件来说，要比我家的老屋差多了。让我感动的是，这所红顶房居然打开了世界上那么多小房间的窗子，包括我家乡的这一间。
小学毕业时，我要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忙着物色为乡亲们写信和记账的接班人。最后找到的接班人十分称职，却比我年长多了，他就是以前被人们称作“懒汉”的二胡高手方子。在账册上签写的名字，是舫迟。
方子出山，就像诸葛亮终于骑上了马背，再也没有回头的时日。我村的二胡声，从此寂寥。我的童年和这旧屋的灯光一起，也从此淡出。
我的童年，是由一封封农家书信，一笔笔汗水账目滋润的。我正是从这间旧屋起步，开始阅读中国大地。
感谢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