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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名著精华全集谈怎样读书
你李敖读书读得最多，真是中国第一吗？
最近香港报上说："李敖很可能是五十岁以下的当代中国人之中，读书最多而又最有文采的人。"前年童轩荪信上说：
"去年炎夏，居浩然自波士顿西来，在敝寓住了五天，这五天里上下古今谈了一番，他却特别推崇你老兄，说是念书大多，我们不可及。"这些话，都非过誉，在读书方面，我读书之多，的确可说中国人无出其右。
当代中国人以外的中国人，就是所谓古代中国人，总有比你读书读得多的吧？
古代中国人读书读得最多的无可考，唐朝诗人杜甫说他"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其实古书字大，万卷书并没有多少。清朝陈梦雷说他"读书五十载"、"涉猎万余卷"，由他编出的古今图书集成（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四册）看来，陈梦雷读书之多，该在古人中考第一。陈梦雷是清朝进士，他的渊博，被皇家王爷看中，叫他编了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是根据中国一万五千多卷经史子集的典籍编成的，前后用掉了四年半的时间（一七一－一七六）。全书共有一万卷、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七部，初版本有五千零二十大册，一亿四千四百万字，分装五百七十六函。这部大书，"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遗；其在稗史集者，亦只删一二。"它的体大思精，确属空前。陈梦雷可说是苦命的人，三藩之乱时，正赶上他回家探亲，被靖南王耿精忠胁迫造反，不干就杀他爸爸，他没办法，只好合作，不料造反失败，又被他的好朋友李光地出卖——不肯证明他的清白；又被张冠李戴，误会成"行贼伪命"的陈昉，所以罪上加罪，被发配到东北做奴隶。过了十六年后，赶上康熙皇帝东巡，把他召回来，叫他陪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诚亲王读书，在这段优游的岁月里）他"目营手检，无间晨夕"，终于编出了这部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康熙皇帝死后，苦命的陈梦雷又开始苦命了。他所依靠的皇三子诚亲王失势，继位的康熙皇帝的第四子——雍正皇帝，自然对哥哥的亲信们大加整肃，陈梦雷则首当其冲，又被"发遣边外"，送到了东北。这时陈梦雷已七十多岁了，他死在乾隆六年（一七四一），活了八十多岁。由以上杜甫和陈梦雷都读万卷书的标准看，杜甫的读书成绩就不如陈梦雷，因为陈梦雷把他的读书成绩用编了大书做为嘉惠别人的展示，可是杜甫就没有这种效果了。
你编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是不是有上承陈梦雷这种心愿呢？
还不止此。在十二世纪，一个伟大的中国有心人郑樵，在隐居山林、谢绝人事的专事写作里，曾立下"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雄心大愿，但他五十九岁死去，没有完成。如今，八百年过去了，这种雄心大愿，有赖干新时代的有心人和新时代的出版形态来完成了。新时代的有心人要做"集"旧中国"天下之书为一书"的新尝试。它的形态所决定的方向，必然是划时代的方向。
这个方向的指标，就是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吗？
就是。它的完成，该归功于远流出版社的王荣文。王荣文是中国出版史上最有创造性大手笔的小兄弟。五年前，他和我合作，出版中国历史演义全集，创造出中国出版史上划时代的大轰动。四年以后，他写信给我，说："香港那边，台湾这边，都整理了无数的国学材料，但几乎还没有一个人为现代读者整理出一套可以读得下去、读得懂、包含各方面文化精华的中国名著全集。"因此他相信："如果能把中国的东西整理出一个定品"，该是一件最值得做的事。这件事，就是出版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王荣文把这一件最值得做的事逼我来做，要我来"表现这几十年来海内外研究中国成绩的总和"，我相信他把人找对了。我的确是主持这一工作的最佳人选。记得十九年前，我与徐复观对簿公堂，两人一边打官司一边喝咖啡，谈得非常开心。徐复观心血来潮，说了一段真心话，他说：
"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书，念得比我们还多还好，你却主张全盘西化！如果你来宣传中国文化，你宣传的成绩一定比我们都好！"徐复观说得没有错，我真是对中国文化最有理解的人。最大的原因是我真的会看古书，会利用古书、活用古书，古书本是朽腐，除非你能化朽腐为神奇，看古书对现代人没什么用处。不幸的是，据我所知，看古书的人，很少不陷入泥淖的，一百个有九十九个，都变成摇头摆尾的老夫子，思想迂腐而泥古；愈来愈混蛋（年轻时小混蛋，年老后老混蛋），因此我倒了胃民从不鼓励人看古书了。但是，如果有好的选本，再有"读书得间"的训练，古书中毕竟还有一点披沙拣金的好处，可以给我们活用，问题是谁来主持这一化腐朽为神奇的工作呢？王荣文看出来非李敖不可，李敖也看出来非李敖不可，于是，工作便这样敲定了：王荣文找对了人，李敖找对了书，徐复观的一个好梦，居然在十九年后，在我无改全盘西化的大前提下，居然成真了。
"读书得间"的重要
我们相信你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中提供了"好的选本"，但是，你所说"再有读书得间的训练"，又怎么提供呢？
古话说"鸳鸯绣取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你可不可以多说一点始未，把"金针""度"给大家呢？
"读书得间"是在读书时能够读出书中的"窍"、领会出字里行间的学问来。英文中toreadbetweenthelines，就正是此意。读书要有这种本领，读古书更要有这种本领。硬读古书不行的。许多用功的人，终身"白首穷经"，可是因为方法不得当，结果只变成"有脚书橱"。最后事倍功半还算是好的，因为他们经常徒劳无功。很多人读了一辈子书，结果变成老学究，就是一个证明。所谓古书不能不讲求方法的硬读，因为古书中，有许多只是书生理想，并非社会现象，书生在那儿托古改制，你在这边信以为真，你就上当了。又有的古书中，只是道德法律，也非社会事实，古代的社会事实既有距离，现代的你却盲目相信，你又上当了。所以读古书，首先要"辨伪"，辨伪以后，就要区分出来什么书是书生理想、什么书是道德法律、什么书是社会事实。把这些分辨开，再融会贯通、互相印证，才算。读书得问"。"读书得间"以后，从而著述，才算"为往圣继绝学"。否则的话，只是堆砌材料、暴殄文字而已。
"读书得间"是不是就是要把书读活，把死书读活？这种读活，多读书是否会有帮助？
不一定。中国的知识分子读书多的却也不少，但是愈读愈混蛋的，却愈来愈多，这都是因为读死书的缘故。很多人的基础，根本是"呆子"，后来念几十年的书，变成了"书呆子"，辛苦半生，如此而已。我从前有位老师叫姚从吾，是辽金元史专家，非常用功，最后死在书桌上。但是他太笨了，他看书，就好像一只狗熊进到玉米园里，折一根玉米夹在腋窝下，左摘右丢，弄了一夜，出园时还只是腋窝下那一根。——他们看过的东西随时扔掉了！所以读书无法使他们头脑变好，反倒变坏。
这样说来，这种人似乎选错了行？
选错了行。
可是他们也有著作呢，怎么办？
隋唐嘉话里有这样一段："梁常侍徐陵之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今传之江左。陵遂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为了避免这种人"堆砌材料、暴殄文字"，他们的著作，实在该适度予以水葬才好！
一般读书情况
古今中国人中，一般读书情况是怎样的？
大致可分两派：一派是老学究村夫子派。他们白首穷经，一辈子读了一些古书，可是他们的方法训练太差了，又无法接触到现代新学问，所以用新知治旧学的一套，他们一窍不通。他们虽然一辈子嗜读古书、勤读古书，但可笑的是，他们却读不懂古书，无法分析古书，也无法综合出结论和真相。另一派是疑古派。他们是新一代的学者，不但博览群书，并且会"读书得间"，处处发现古书可疑、古事可疑。他们的典范作品是编辑"古史辨"和"辨伪丛刊"等，对古书的解释，他们的功劳很大，成绩也颇可观。但是疑古派也难免有着两大缺点：第一是疑古过度，往往犯了以书就我的毛病，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却往往不足；第二是不太能用现代新学问（如天文学、原始社会学）做钥匙，侧面印证古书可信的部分，以致犯了全面抹杀古书的毛病。他们常说这本古书是假造的、那个古人无其人等等，其实不然。
请举一个例。
以周礼（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三册）为例：周礼原称周官，是汉朝刘歆改名周礼的。传说是周公创立的理想政制，所谓"周公致太平之迹也"。因为它是中国政制书中最细密的一本，所以被视为珍宝。周礼将官职分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职）、夏官（军事）、秋官（司法）、冬官（器物制作）六类。列举每个官职的名称、职制、人数和职务内容。从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显然是后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发挥的。史记封禅书中虽然提到过周礼，但周礼的出现，却在西汉未年，又因为它的制度与诸经不合，所以被人怀疑是刘歆伪造的，是伪造献给王莽，以利于王莽的改制的。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的价值。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例。周礼是中国政制的乌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视。疑古派以刘歆伪造周礼而把周礼一笔抹杀，我就不相信刘歆可以伪造出用现代新学问可以印证出来的古代现象。
疑古派的穿帮
疑古派的大胆假设，死无对证，总可自成一说吧？
不然，死可有对证呢！以孙子（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二册）为例，就可证明了。孙武（前六－五世纪）
是春秋时代吴王阖庐的客卿，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军事家，他的著作孙子共有十三篇，后来发生了混乱，杜牧说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事实上，孙子只有五千九百一十三个字，这就是高诱所说的"兵法五千言"，高诱在曹操之前，可见曹操删书之说，是不对的。因为孙子发生了混乱，孙武也就在疑古派眼中，出了问题，他的身世，遭到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种：第一种是怀疑根本没有这个人；第二种是怀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膑为一个人。像钱穆就是靠后一种说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出土了古代兵书，内有孙子，证明了这种怀疑，都是站不住的。出土的古书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所以孙子）确有其人其书，已是铁... -->>
——从中国名著精华全集谈怎样读书
你李敖读书读得最多，真是中国第一吗？
最近香港报上说："李敖很可能是五十岁以下的当代中国人之中，读书最多而又最有文采的人。"前年童轩荪信上说：
"去年炎夏，居浩然自波士顿西来，在敝寓住了五天，这五天里上下古今谈了一番，他却特别推崇你老兄，说是念书大多，我们不可及。"这些话，都非过誉，在读书方面，我读书之多，的确可说中国人无出其右。
当代中国人以外的中国人，就是所谓古代中国人，总有比你读书读得多的吧？
古代中国人读书读得最多的无可考，唐朝诗人杜甫说他"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其实古书字大，万卷书并没有多少。清朝陈梦雷说他"读书五十载"、"涉猎万余卷"，由他编出的古今图书集成（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四册）看来，陈梦雷读书之多，该在古人中考第一。陈梦雷是清朝进士，他的渊博，被皇家王爷看中，叫他编了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是根据中国一万五千多卷经史子集的典籍编成的，前后用掉了四年半的时间（一七一－一七六）。全书共有一万卷、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七部，初版本有五千零二十大册，一亿四千四百万字，分装五百七十六函。这部大书，"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遗；其在稗史集者，亦只删一二。"它的体大思精，确属空前。陈梦雷可说是苦命的人，三藩之乱时，正赶上他回家探亲，被靖南王耿精忠胁迫造反，不干就杀他爸爸，他没办法，只好合作，不料造反失败，又被他的好朋友李光地出卖——不肯证明他的清白；又被张冠李戴，误会成"行贼伪命"的陈昉，所以罪上加罪，被发配到东北做奴隶。过了十六年后，赶上康熙皇帝东巡，把他召回来，叫他陪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诚亲王读书，在这段优游的岁月里）他"目营手检，无间晨夕"，终于编出了这部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康熙皇帝死后，苦命的陈梦雷又开始苦命了。他所依靠的皇三子诚亲王失势，继位的康熙皇帝的第四子——雍正皇帝，自然对哥哥的亲信们大加整肃，陈梦雷则首当其冲，又被"发遣边外"，送到了东北。这时陈梦雷已七十多岁了，他死在乾隆六年（一七四一），活了八十多岁。由以上杜甫和陈梦雷都读万卷书的标准看，杜甫的读书成绩就不如陈梦雷，因为陈梦雷把他的读书成绩用编了大书做为嘉惠别人的展示，可是杜甫就没有这种效果了。
你编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是不是有上承陈梦雷这种心愿呢？
还不止此。在十二世纪，一个伟大的中国有心人郑樵，在隐居山林、谢绝人事的专事写作里，曾立下"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雄心大愿，但他五十九岁死去，没有完成。如今，八百年过去了，这种雄心大愿，有赖干新时代的有心人和新时代的出版形态来完成了。新时代的有心人要做"集"旧中国"天下之书为一书"的新尝试。它的形态所决定的方向，必然是划时代的方向。
这个方向的指标，就是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吗？
就是。它的完成，该归功于远流出版社的王荣文。王荣文是中国出版史上最有创造性大手笔的小兄弟。五年前，他和我合作，出版中国历史演义全集，创造出中国出版史上划时代的大轰动。四年以后，他写信给我，说："香港那边，台湾这边，都整理了无数的国学材料，但几乎还没有一个人为现代读者整理出一套可以读得下去、读得懂、包含各方面文化精华的中国名著全集。"因此他相信："如果能把中国的东西整理出一个定品"，该是一件最值得做的事。这件事，就是出版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王荣文把这一件最值得做的事逼我来做，要我来"表现这几十年来海内外研究中国成绩的总和"，我相信他把人找对了。我的确是主持这一工作的最佳人选。记得十九年前，我与徐复观对簿公堂，两人一边打官司一边喝咖啡，谈得非常开心。徐复观心血来潮，说了一段真心话，他说：
"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书，念得比我们还多还好，你却主张全盘西化！如果你来宣传中国文化，你宣传的成绩一定比我们都好！"徐复观说得没有错，我真是对中国文化最有理解的人。最大的原因是我真的会看古书，会利用古书、活用古书，古书本是朽腐，除非你能化朽腐为神奇，看古书对现代人没什么用处。不幸的是，据我所知，看古书的人，很少不陷入泥淖的，一百个有九十九个，都变成摇头摆尾的老夫子，思想迂腐而泥古；愈来愈混蛋（年轻时小混蛋，年老后老混蛋），因此我倒了胃民从不鼓励人看古书了。但是，如果有好的选本，再有"读书得间"的训练，古书中毕竟还有一点披沙拣金的好处，可以给我们活用，问题是谁来主持这一化腐朽为神奇的工作呢？王荣文看出来非李敖不可，李敖也看出来非李敖不可，于是，工作便这样敲定了：王荣文找对了人，李敖找对了书，徐复观的一个好梦，居然在十九年后，在我无改全盘西化的大前提下，居然成真了。
"读书得间"的重要
我们相信你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中提供了"好的选本"，但是，你所说"再有读书得间的训练"，又怎么提供呢？
古话说"鸳鸯绣取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你可不可以多说一点始未，把"金针""度"给大家呢？
"读书得间"是在读书时能够读出书中的"窍"、领会出字里行间的学问来。英文中toreadbetweenthelines，就正是此意。读书要有这种本领，读古书更要有这种本领。硬读古书不行的。许多用功的人，终身"白首穷经"，可是因为方法不得当，结果只变成"有脚书橱"。最后事倍功半还算是好的，因为他们经常徒劳无功。很多人读了一辈子书，结果变成老学究，就是一个证明。所谓古书不能不讲求方法的硬读，因为古书中，有许多只是书生理想，并非社会现象，书生在那儿托古改制，你在这边信以为真，你就上当了。又有的古书中，只是道德法律，也非社会事实，古代的社会事实既有距离，现代的你却盲目相信，你又上当了。所以读古书，首先要"辨伪"，辨伪以后，就要区分出来什么书是书生理想、什么书是道德法律、什么书是社会事实。把这些分辨开，再融会贯通、互相印证，才算。读书得问"。"读书得间"以后，从而著述，才算"为往圣继绝学"。否则的话，只是堆砌材料、暴殄文字而已。
"读书得间"是不是就是要把书读活，把死书读活？这种读活，多读书是否会有帮助？
不一定。中国的知识分子读书多的却也不少，但是愈读愈混蛋的，却愈来愈多，这都是因为读死书的缘故。很多人的基础，根本是"呆子"，后来念几十年的书，变成了"书呆子"，辛苦半生，如此而已。我从前有位老师叫姚从吾，是辽金元史专家，非常用功，最后死在书桌上。但是他太笨了，他看书，就好像一只狗熊进到玉米园里，折一根玉米夹在腋窝下，左摘右丢，弄了一夜，出园时还只是腋窝下那一根。——他们看过的东西随时扔掉了！所以读书无法使他们头脑变好，反倒变坏。
这样说来，这种人似乎选错了行？
选错了行。
可是他们也有著作呢，怎么办？
隋唐嘉话里有这样一段："梁常侍徐陵之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今传之江左。陵遂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为了避免这种人"堆砌材料、暴殄文字"，他们的著作，实在该适度予以水葬才好！
一般读书情况
古今中国人中，一般读书情况是怎样的？
大致可分两派：一派是老学究村夫子派。他们白首穷经，一辈子读了一些古书，可是他们的方法训练太差了，又无法接触到现代新学问，所以用新知治旧学的一套，他们一窍不通。他们虽然一辈子嗜读古书、勤读古书，但可笑的是，他们却读不懂古书，无法分析古书，也无法综合出结论和真相。另一派是疑古派。他们是新一代的学者，不但博览群书，并且会"读书得间"，处处发现古书可疑、古事可疑。他们的典范作品是编辑"古史辨"和"辨伪丛刊"等，对古书的解释，他们的功劳很大，成绩也颇可观。但是疑古派也难免有着两大缺点：第一是疑古过度，往往犯了以书就我的毛病，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却往往不足；第二是不太能用现代新学问（如天文学、原始社会学）做钥匙，侧面印证古书可信的部分，以致犯了全面抹杀古书的毛病。他们常说这本古书是假造的、那个古人无其人等等，其实不然。
请举一个例。
以周礼（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三册）为例：周礼原称周官，是汉朝刘歆改名周礼的。传说是周公创立的理想政制，所谓"周公致太平之迹也"。因为它是中国政制书中最细密的一本，所以被视为珍宝。周礼将官职分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职）、夏官（军事）、秋官（司法）、冬官（器物制作）六类。列举每个官职的名称、职制、人数和职务内容。从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显然是后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发挥的。史记封禅书中虽然提到过周礼，但周礼的出现，却在西汉未年，又因为它的制度与诸经不合，所以被人怀疑是刘歆伪造的，是伪造献给王莽，以利于王莽的改制的。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的价值。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例。周礼是中国政制的乌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视。疑古派以刘歆伪造周礼而把周礼一笔抹杀，我就不相信刘歆可以伪造出用现代新学问可以印证出来的古代现象。
疑古派的穿帮
疑古派的大胆假设，死无对证，总可自成一说吧？
不然，死可有对证呢！以孙子（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二册）为例，就可证明了。孙武（前六－五世纪）
是春秋时代吴王阖庐的客卿，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军事家，他的著作孙子共有十三篇，后来发生了混乱，杜牧说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事实上，孙子只有五千九百一十三个字，这就是高诱所说的"兵法五千言"，高诱在曹操之前，可见曹操删书之说，是不对的。因为孙子发生了混乱，孙武也就在疑古派眼中，出了问题，他的身世，遭到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种：第一种是怀疑根本没有这个人；第二种是怀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膑为一个人。像钱穆就是靠后一种说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出土了古代兵书，内有孙子，证明了这种怀疑，都是站不住的。出土的古书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所以孙子）确有其人其书，已是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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