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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他的叙述像是一头义无反顾的黑熊那样笨拙地勇往直前。最后一个例子应该属于司汤达。这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年长三十八岁的作家倒是一位绅士，而且是法语培养出来的绅士。可以这么说，在十九世纪浩若烟海的文学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接近的作家可能是司汤达，尽管两人之间的风格相去甚远，就像宫殿和监狱一样，然而欧州的历史经常将宫殿和监狱安置在同一幢建筑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也被欧州的文学安置到了一起，形成古怪的对称。我指的是阅读带来的反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的叙述似乎总是被叙述中某个人物的内心所笼罩，而且笼罩了叙述中的全部篇幅。拉斯柯尔尼科夫笼罩了罪与罚，于连索黑尔笼罩了红与黑。如果不是仔细地去考察他们叙述中所使用的零件，以及这些零件组合起来的方式，仅仅凭借阅读的印象，我们或许会以为罪与罚和红与黑都是巨幅的心理描写。确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都无与伦比地表达出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和于连索黑尔内心的全部历史，然而他们叙述的方式恰恰不是心理描写。司汤达的叙述里没有疯狂，但是他拥有了长时间的激动。司汤达具有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类似的能力，当他把一个人物推到某个激动无比的位置时，他能够让人物稳稳坐住，将激动的状态不断延长，而且始终饱满。
第二天当他看见德瑞那夫人的时候，他的目光奇怪得很，他望着她，仿佛她是个仇敌，他正要上前和她决斗交锋。
正是在这样的描叙里，于连索黑尔和德瑞那夫人令人不安的浪漫史拉开了帷幕。在此之前，于连索黑尔已经向德瑞那夫人连连发出了情书，于连索黑尔的情书其实就是折磨，以一个仆人谦卑的恣态去折磨高贵的德瑞那夫人，让她焦虑万分。当德瑞那夫人瞒着自己的丈夫，鼓起勇气送给于连索黑尔几个金路易，并且明确告诉他——“用不着把这件事告诉我的丈夫。”面对德瑞那夫人艰难地表现出来的友好，于连索黑尔回答她的是傲慢和忿怒——“夫人，我出身低微，可是我绝不卑鄙。”他以不同凡响的正直告诉夫人，他不应该向德瑞那先生隐瞒任何薪金方面的事情，从而使夫人“面色惨白，周身发抖”毫无疑问，这是于连索黑尔所有情书中最为出色的一封。因此当那个乡村一夜来临时，这个才华横溢的阴谋家发动了突然袭击。他选择了晚上十点钟，对时间深思熟虑的选择是他对自己勇气的考验，并且让另一位贵族夫人德薇在场，这是他对自己勇气的确认。他的手在桌下伸了过去，抓住了德瑞那夫人的手。司汤达有事可做了，他的叙述将两个人推向了极端，一个蓄谋已久，一个猝不及防。只有德薇夫人置身事外，这个在书中微不足道的人物，在此刻却成为了叙述的关键。这时候，司汤达显示出了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多的对技巧的关注，他对于德薇夫人的现场安排，使叙述之弦最大限度地绷紧了，让叙述在火山爆发般的激情和充满力量的掩盖所联结的脆弱里前进。如果没有德薇夫人的在场，那么于连索黑尔和德瑞那夫人紧握的手就不会如此不安了。司汤达如同描写一场战争似的描写男女之爱，德薇夫人又给这场战争涂上了惊恐的颜色。在德瑞那夫人努力缩回自己的手的抵抗结束之后，于连索黑尔承受住了可能会失败的打击，他终于得到了那只“冷得像冰霜一样”的手。他的心浸润在幸福里。并不是他爱着德瑞那夫人，而是一个可怕的苦难结束了。
司汤达像所有伟大的作家那样，这时候关心的不是人物的心理，而是人物的全部。他让于连索黑尔强迫自己说话，为了不让德薇夫人觉察，于连索黑尔强迫自己声音宏亮有力；而德瑞那夫人的声音“恰恰相反，泄露出来情感的激动，忸怩不安”使德薇夫人以为她病了，提议回到屋子里去，并且再次提议。德瑞那夫人只好起身，可是于连索黑尔“把这只手握得更紧了”德瑞那夫人只好重新坐下，声音“半死不活”地说园中新鲜的空气对她有益。
这一句话巩固了于连的幸福他高谈阔论，忘记了装假做作。
司汤达的叙述仍然继续着，于连索黑尔开始害怕德薇夫人会离开，因为接下去他没有准备如何与德瑞那夫人单独相处。“至于德瑞那夫人，她的手搁在于连手里，她什么也没有想，她听天由命，就这样活下去。”我想，我举例的任务应该结束了。老实说，我没有想到我的写作会出现这样的长度，几乎是我准备写下的两倍。本来我应该在一篇文章里完成这次讨论，现在我觉得分开在两篇文章里进行讨论可能更合适。我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我在重温威廉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的某些篇章时，他们叙述上无与伦比的丰富紧紧抓住了我，让我时常忘记自己正在进行中的使命，因为我的使命仅仅是为了指出他们叙述里的某一方面，而他们给予我的远比我想要得到的多。他们就像于连索黑尔有力的手，而我的写作则是德瑞那夫人被控制的手。这就是叙述的力量，无论是表达一个感受，还是说出一个思考，写作者都是在被选择，而不是选择。在这里，我想表达的是一个在我心中盘踞了十二年之久的认识，那就是心理描写的不可靠，尤其是当人物面临突如其来的幸福和意想不到的困境时，对人物的任何心理分析都会局限人物真实的内心，因为内心在丰富的时候是无法表达的。当心理描写不能在内心最为丰富的时候出来滔滔不绝地发言，它在内心清闲时的言论其实已经不重要了。这似乎是叙述里最大的难题，我个人的写作曾经被它困扰了很久，是威廉福克纳解放了我，当人物最需要内心表达的时候，我学会了如何让人物的心脏停止跳动，同时让他们的眼睛睁开，让他们的耳朵矗起，让他们的身体活跃起来，我知道了这时候人物的状态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只有它才真正具有了表达丰富内心的能力。这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后来我又在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罗伯－格里耶那里看到了这样的风格如何完整起来。有一段时间，我曾经以为这是二十世纪文学特有的品质。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这两个与内心最为亲密的作家破坏了我这样的想法。现在我相信这应该是我们无限文学中共有的品质。其实，早在五百多年前，蒙田就已经警告我们，他说：“探测内心深处，检查是哪些弹簧引起的反弹；但这是一件高深莫测的工作，我希望尝试的人愈少愈好。”
选择，他的叙述像是一头义无反顾的黑熊那样笨拙地勇往直前。最后一个例子应该属于司汤达。这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年长三十八岁的作家倒是一位绅士，而且是法语培养出来的绅士。可以这么说，在十九世纪浩若烟海的文学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接近的作家可能是司汤达，尽管两人之间的风格相去甚远，就像宫殿和监狱一样，然而欧州的历史经常将宫殿和监狱安置在同一幢建筑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也被欧州的文学安置到了一起，形成古怪的对称。我指的是阅读带来的反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的叙述似乎总是被叙述中某个人物的内心所笼罩，而且笼罩了叙述中的全部篇幅。拉斯柯尔尼科夫笼罩了罪与罚，于连索黑尔笼罩了红与黑。如果不是仔细地去考察他们叙述中所使用的零件，以及这些零件组合起来的方式，仅仅凭借阅读的印象，我们或许会以为罪与罚和红与黑都是巨幅的心理描写。确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都无与伦比地表达出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和于连索黑尔内心的全部历史，然而他们叙述的方式恰恰不是心理描写。司汤达的叙述里没有疯狂，但是他拥有了长时间的激动。司汤达具有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类似的能力，当他把一个人物推到某个激动无比的位置时，他能够让人物稳稳坐住，将激动的状态不断延长，而且始终饱满。
第二天当他看见德瑞那夫人的时候，他的目光奇怪得很，他望着她，仿佛她是个仇敌，他正要上前和她决斗交锋。
正是在这样的描叙里，于连索黑尔和德瑞那夫人令人不安的浪漫史拉开了帷幕。在此之前，于连索黑尔已经向德瑞那夫人连连发出了情书，于连索黑尔的情书其实就是折磨，以一个仆人谦卑的恣态去折磨高贵的德瑞那夫人，让她焦虑万分。当德瑞那夫人瞒着自己的丈夫，鼓起勇气送给于连索黑尔几个金路易，并且明确告诉他——“用不着把这件事告诉我的丈夫。”面对德瑞那夫人艰难地表现出来的友好，于连索黑尔回答她的是傲慢和忿怒——“夫人，我出身低微，可是我绝不卑鄙。”他以不同凡响的正直告诉夫人，他不应该向德瑞那先生隐瞒任何薪金方面的事情，从而使夫人“面色惨白，周身发抖”毫无疑问，这是于连索黑尔所有情书中最为出色的一封。因此当那个乡村一夜来临时，这个才华横溢的阴谋家发动了突然袭击。他选择了晚上十点钟，对时间深思熟虑的选择是他对自己勇气的考验，并且让另一位贵族夫人德薇在场，这是他对自己勇气的确认。他的手在桌下伸了过去，抓住了德瑞那夫人的手。司汤达有事可做了，他的叙述将两个人推向了极端，一个蓄谋已久，一个猝不及防。只有德薇夫人置身事外，这个在书中微不足道的人物，在此刻却成为了叙述的关键。这时候，司汤达显示出了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多的对技巧的关注，他对于德薇夫人的现场安排，使叙述之弦最大限度地绷紧了，让叙述在火山爆发般的激情和充满力量的掩盖所联结的脆弱里前进。如果没有德薇夫人的在场，那么于连索黑尔和德瑞那夫人紧握的手就不会如此不安了。司汤达如同描写一场战争似的描写男女之爱，德薇夫人又给这场战争涂上了惊恐的颜色。在德瑞那夫人努力缩回自己的手的抵抗结束之后，于连索黑尔承受住了可能会失败的打击，他终于得到了那只“冷得像冰霜一样”的手。他的心浸润在幸福里。并不是他爱着德瑞那夫人，而是一个可怕的苦难结束了。
司汤达像所有伟大的作家那样，这时候关心的不是人物的心理，而是人物的全部。他让于连索黑尔强迫自己说话，为了不让德薇夫人觉察，于连索黑尔强迫自己声音宏亮有力；而德瑞那夫人的声音“恰恰相反，泄露出来情感的激动，忸怩不安”使德薇夫人以为她病了，提议回到屋子里去，并且再次提议。德瑞那夫人只好起身，可是于连索黑尔“把这只手握得更紧了”德瑞那夫人只好重新坐下，声音“半死不活”地说园中新鲜的空气对她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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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汤达的叙述仍然继续着，于连索黑尔开始害怕德薇夫人会离开，因为接下去他没有准备如何与德瑞那夫人单独相处。“至于德瑞那夫人，她的手搁在于连手里，她什么也没有想，她听天由命，就这样活下去。”我想，我举例的任务应该结束了。老实说，我没有想到我的写作会出现这样的长度，几乎是我准备写下的两倍。本来我应该在一篇文章里完成这次讨论，现在我觉得分开在两篇文章里进行讨论可能更合适。我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我在重温威廉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的某些篇章时，他们叙述上无与伦比的丰富紧紧抓住了我，让我时常忘记自己正在进行中的使命，因为我的使命仅仅是为了指出他们叙述里的某一方面，而他们给予我的远比我想要得到的多。他们就像于连索黑尔有力的手，而我的写作则是德瑞那夫人被控制的手。这就是叙述的力量，无论是表达一个感受，还是说出一个思考，写作者都是在被选择，而不是选择。在这里，我想表达的是一个在我心中盘踞了十二年之久的认识，那就是心理描写的不可靠，尤其是当人物面临突如其来的幸福和意想不到的困境时，对人物的任何心理分析都会局限人物真实的内心，因为内心在丰富的时候是无法表达的。当心理描写不能在内心最为丰富的时候出来滔滔不绝地发言，它在内心清闲时的言论其实已经不重要了。这似乎是叙述里最大的难题，我个人的写作曾经被它困扰了很久，是威廉福克纳解放了我，当人物最需要内心表达的时候，我学会了如何让人物的心脏停止跳动，同时让他们的眼睛睁开，让他们的耳朵矗起，让他们的身体活跃起来，我知道了这时候人物的状态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只有它才真正具有了表达丰富内心的能力。这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后来我又在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罗伯－格里耶那里看到了这样的风格如何完整起来。有一段时间，我曾经以为这是二十世纪文学特有的品质。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这两个与内心最为亲密的作家破坏了我这样的想法。现在我相信这应该是我们无限文学中共有的品质。其实，早在五百多年前，蒙田就已经警告我们，他说：“探测内心深处，检查是哪些弹簧引起的反弹；但这是一件高深莫测的工作，我希望尝试的人愈少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