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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走穴”的现象出现。
针对这样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多次为改革指出方向和目标：坚决地有步骤地改革文化事业体制，改革经营管理制度；改革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提高作家、艺术家的思想艺术素质，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
这样的情况下，主要是对文化团体的布局进行了调整，实行精简或合并，推行承包经营，促进了歌厅、舞会的大量兴起，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娱乐业的发展。
2、1993年——2002年，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扩大开放，改革进一步深入，既为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注入了活力，同时也迫使或促进文化自身的体制改革。
这一时期，对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提高。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认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
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文件里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第一次把文化从以往的“文化属于意识形态，是喉舌，是阵地，是教育手段，是娱乐形式”的认识中提高到“产业”的视角，认识到了文化的物质属性。然而，这仅仅是提出，而未能进一步阐述具体的内涵，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似乎依旧是同一物不同称谓而已。
在这样的情形下，文化体制改革也注重于具体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的改革，而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对领导和管理的结构性调整。
这一阶段取得的成就就是各类报纸、刊物、杂志、图书获得空前繁荣，各类广播、电视、音像、新闻、出版也获得跨跃式发展；与此同时，夜总会、歌舞厅、酒吧、水吧、会所、电玩等娱乐业也获得空前繁荣。一副太平盛世的场景几乎呼之欲出！
3、2002年——2010年，前些年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空前发展，传统的文化体制更加显得无力或失控，致使文化的发展失去了目标或方向。因此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要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积极探索，大胆试验，顺利推进。”
2003年和2004年先后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命题，这些经典的哲学式的论断，使得我们的文化精英不断研究或学习，等真正领会的时候，新的论断又出台了，又得重新学习了。
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就是：全国有九个省市和39家文化单位进行改革试点。从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步履维艰，成绩斐然，效果并不理想。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影视媒体的引导下，我们的孩子甚至于成年人都一味地“追星”或者要成为“超男超女”而另一方面却出现了文化娱乐界的互相攻讦或谩骂甚至不负责任的行为。
4、2010年到现在，新年伊始，胡总书记就疾呼要“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三十余年来，我们一直就在喊着“文化体制改革”这和“教育体制改革”何其相似！而我们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1980年全部完成之后，后来增加了土地承包经营“30”年不变的内容，自此以后，农村改革几乎停顿，以至于出现“三农”问题，至今仍旧难以解决。而我们重视的是“城市化进程”和“商品房进程”而对于“现代化”需要“工业化”、“商务化”的前提和需要“配套化和功能化”的城市基础，却视而不见或是不知所从。我们的地方政府，在乎的是既得的效益或看得见的经济利益，这也是中国房地产大泡沫形成的根源。而这个泡沫无论如何都是不能破裂的，否则中国的改革就完了。
然而，如果改革只是重于所谓“体制”这样的表象，而忽略自身“思想的改革”那么，中国经济的泡沫迟早将会破灭，所谓的改革，也将失败。
现在的情况是：文化产业获得空前发展，而文化质量、文化思想、文化道德却失落在物质化的深渊。
当然，这期间也偶尔有几篇“精品力作”还在闪耀着光芒，只是在“经济利益”的趋势下，这点微渺都将淹没殆尽。
文化改革才是中华文明的未来。
我们的改革之所以出现这种“隔鞋搔痒”的想象，那是因为我们只有指导性的论论观点而无具体的实际内容；更重要的是我们重于外在的体制形式，而忽略我们了思想文化具体内容本身。我们的认识即未能达成共识，也未认识到文思想化本身实质内容的重要性，反而去重视所谓的“文化产业”这样的形式。没有好的内容，形式再好，包装再好，也是垃圾。
这里提出“文化改革”而不是“文化体制改革”因为体制只是文化的外表。而文化体制，在国外，几乎就没有这样的概念。
1、文化改革，就是通过学术争鸣、文化辩论等方式辩证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传统文化，吸纳世界各民族优秀思想文化，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最终形成新的中华文明。
2、文化改革要吸取西方“文艺复兴”和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运动”的经验，反思“共产主义”、“三民民主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关系，正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现象，关注周边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在思想文化改革上取得的成就，这样我们才能在冷静中分析，找到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3、确立新的中华文明价值体系和道德信仰体系。我们固然容纳了各种价值观点和宗教信仰思想，然而，我们却没有了正确的价值取向和信仰“以人为本”逐渐变成“物化人格”甚至成为“商品化人格”
4、彻底打破文化体制枷锁，这是制约或禁锢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然而要打破体制的枷锁，这需要对于文化体制的正确认识，需要正确认识思想文化的本质。思想文化的作用，每一个统治者都知道，因此历史上大多采用“愚化”教育，而真正能获得思想文化教育的人，少之又少。如今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那么就不应该是堵或防，而是引导或教化。中国文化被行政化所垄断，的确改革有必要，至于如何改革，却是大家都没数。这种原因就在于对文化的认识上出现了问题。这已经不是文化企事业生存的问题，更不是民间文化产业生存的问题，而是中华文明生存或发展的问题。而现在大家所看到或谈论的文化体制改革，表现出来无非就是重新“洗牌”或“发牌”而已。当然，中央在部分省区将文化、广电、出版三局合并试点，的确是很好的措施，改革也必须试点成功后渐进推广，这也才是稳定的根本。尽管改革效果不理想，当然还是涉及部门利益问题，在文改认识上出了问题，但毕竟还是走了一小步，剩下的就看政府有没有胆量走一大步了。
我们依旧或是眷念政府对于文化的给养。学校、文物、博物馆、文化执法部门等单位的确需要政府才能确保其正确的发展，然而对于文化市场、文化交流、知识产权、文化团体等却还是需要按照市场经济来运作。我们所期望的是政府少给养些文化闲人，多一些让大众表达文化思想的空间。国粹的东西，政府可以引导，而不是强行灌输，否则这文化艺术也只有最终成为历史。正是这样的文化体制，这也才使得金庸居然也要加入中国作协——似乎不加入只能成为作者，而加入后可以成为作家乃至于文学家等。
5、稳定是相对的，要改革，必然有牺牲。在进行改革的时候，一味强调稳定，那就会裹住不前，这就是中国“文化、教育”改革30年来一直受到束缚的原因。改革理当是维持社会总体稳定基础之上，采用合理的策略和方法，从思想上和道德价值上入手引导改革的进行。而我们只是在说，而未能去做。当前的大学生除了想考公务员之外，就是想进入中国文化事业单位。这是好现象吗？那是中国人在自戕自己的文化。如此下去，要想复兴中国文化，产生新的中华文明，那是遥遥无期的事情。
下海”、“走穴”的现象出现。
针对这样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多次为改革指出方向和目标：坚决地有步骤地改革文化事业体制，改革经营管理制度；改革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提高作家、艺术家的思想艺术素质，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
这样的情况下，主要是对文化团体的布局进行了调整，实行精简或合并，推行承包经营，促进了歌厅、舞会的大量兴起，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娱乐业的发展。
2、1993年——2002年，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扩大开放，改革进一步深入，既为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注入了活力，同时也迫使或促进文化自身的体制改革。
这一时期，对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提高。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认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
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文件里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第一次把文化从以往的“文化属于意识形态，是喉舌，是阵地，是教育手段，是娱乐形式”的认识中提高到“产业”的视角，认识到了文化的物质属性。然而，这仅仅是提出，而未能进一步阐述具体的内涵，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似乎依旧是同一物不同称谓而已。
在这样的情形下，文化体制改革也注重于具体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的改革，而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对领导和管理的结构性调整。
这一阶段取得的成就就是各类报纸、刊物、杂志、图书获得空前繁荣，各类广播、电视、音像、新闻、出版也获得跨跃式发展；与此同时，夜总会、歌舞厅、酒吧、水吧、会所、电玩等娱乐业也获得空前繁荣。一副太平盛世的场景几乎呼之欲出！
3、2002年——2010年，前些年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空前发展，传统的文化体制更加显得无力或失控，致使文化的发展失去了目标或方向。因此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要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积极探索，大胆试验，顺利推进。”
2003年和2004年先后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命题，这些经典的哲学式的论断，使得我们的文化精英不断研究或学习，等真正领会的时候，新的论断又出台了，又得重新学习了。
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就是：全国有九个省市和39家文化单位进行改革试点。从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步履维艰，成绩斐然，效果并不理想。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影视媒体的引导下，我们的孩子甚至于成年人都一味地“追星”或者要成为“超男超女”而另一方面却出现了文化娱乐界的互相攻讦或谩骂甚至不负责任的行为。
4、2010年到现在，新年伊始，胡总书记就疾呼要“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三十余年来，我们一直就在喊着“文化体制改革”这和“教育体制改革”何其相似！而我们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1980年全部完成之后，后来增加了土地承包经营“30”年不变的内容，自此以后，农村改革几乎停顿，以至于出现“三农”问题，至今仍旧难以解决。而我们重视的是“城市化进程”和“商品房进程”而对于“现代化”需要“工业化”、“商务化”的前提和需要“配套化和功能化”的城市基础，却视而不见或是不知所从。我们的地方政府，在乎的是既得的效益或看得见的经济利益，这也是中国房地产大泡沫形成的根源。而这个泡沫无论如何都是不能破裂的，否则中国的改革就完了。
然而，如果改革只是重于所谓“体制”这样的表象，而忽略自身“思想的改革”那么，中国经济的泡沫迟早将会破灭，所谓的改革，也将失败。
现在的情况是：文化产业获得空前发展，而文化质量、文化思想、文化道德却失落在物质化的深渊。
当然，这期间也偶尔有几篇“精品力作”还在闪耀着光芒，只是在“经济利益”的趋势下，这点微渺都将淹没殆尽。
文化改革才是中华文明的未来。
我们的改革之所以出现这种“隔鞋搔痒”的想象，那是因为我们只有指导性的论论观点而无具体的实际内容；更重要的是我们重于外在的体制形式，而忽略我们了思想文化具体内容本身。我们的认识即未能达成共识，也未认识到文思想化本身实质内容的重要性，反而去重视所谓的“文化产业”这样的形式。没有好的内容，形式再好，包装再好，也是垃圾。
这里提出“文化改革”而不是“文化体制改革”因为体制只是文化的外表。而文化体制，在国外，几乎就没有这样的概念。
1、文化改革，就是通过学术争鸣、文化辩论等方式辩证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传统文化，吸纳世界各民族优秀思想文化，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最终形成新的中华文明。
2、文化改革要吸取西方“文艺复兴”和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运动”的经验，反思“共产主义”、“三民民主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关系，正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现象，关注周边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在思想文化改革上取得的成就，这样我们才能在冷静中分析，找到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3、确立新的中华文明价值体系和道德信仰体系。我们固然容纳了各种价值观点和宗教信仰思想，然而，我们却没有了正确的价值取向和信仰“以人为本”逐渐变成“物化人格”甚至成为“商品化人格”
4、彻底打破文化体制枷锁，这是制约或禁锢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然而要打破体制的枷锁，这需要对于文化体制的正确认识，需要正确认识思想文化的本质。思想文化的作用，每一个统治者都知道，因此历史上大多采用“愚化”教育，而真正能获得思想文化教育的人，少之又少。如今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那么就不应该是堵或防，而是引导或教化。中国文化被行政化所垄断，的确改革有必要，至于如何改革，却是大家都没数。这种原因就在于对文化的认识上出现了问题。这已经不是文化企事业生存的问题，更不是民间文化产业生存的问题，而是中华文明生存或发展的问题。而现在大家所看到或谈论的文化体制改革，表现出来无非就是重新“洗牌”或“发牌”而已。当然，中央在部分省区将文化、广电、出版三局合并试点，的确是很好的措施，改革也必须试点成功后渐进推广，这也才是稳定的根本。尽管改革效果不理想，当然还是涉及部门利益问题，在文改认识上出了问题，但毕竟还是走了一小步，剩下的就看政府有没有胆量走一大步了。
我们依旧或是眷念政府对于文化的给养。学校、文物、博物馆、文化执法部门等单位的确需要政府才能确保其正确的发展，然而对于文化市场、文化交流、知识产权、文化团体等却还是需要按照市场经济来运作。我们所期望的是政府少给养些文化闲人，多一些让大众表达文化思想的空间。国粹的东西，政府可以引导，而不是强行灌输，否则这文化艺术也只有最终成为历史。正是这样的文化体制，这也才使得金庸居然也要加入中国作协——似乎不加入只能成为作者，而加入后可以成为作家乃至于文学家等。
5、稳定是相对的，要改革，必然有牺牲。在进行改革的时候，一味强调稳定，那就会裹住不前，这就是中国“文化、教育”改革30年来一直受到束缚的原因。改革理当是维持社会总体稳定基础之上，采用合理的策略和方法，从思想上和道德价值上入手引导改革的进行。而我们只是在说，而未能去做。当前的大学生除了想考公务员之外，就是想进入中国文化事业单位。这是好现象吗？那是中国人在自戕自己的文化。如此下去，要想复兴中国文化，产生新的中华文明，那是遥遥无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