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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站在旁边一直倾听两人讨论的人民大学的史学女副教授，道：“教科书上说它是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马拉是当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是被称为‘人民之友’的英雄。先生的观点未免太过于离经叛道吧？”
夏小洛嘿然一笑，道：“首先我要讲明的是，《人民之友》并不是马拉的称号，而是马拉在1789年创办的一份报纸，不错，《人民之友》是为底层民众说话，但是由于它的非理性，也将底层民众的破坏欲煽动起来，最后演变成暴民政治。1790年以后，马拉开始抛弃自己原先标榜的自由平等理念而倡导独裁，并且鼓吹革命恐怖，此时杀戳成了主要目的。179年是法国大革命的一道分水岭，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比尔、马拉、丹东等人开始着手清洗反对派，推翻吉伦特派，由马拉自任主席成立了公安委员会，开始了血腥的恐怖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大约有四十万人被处死，没有正常的审判程序，任何人的一句诬告就可以将一个无辜的公民送上断头台。诸位应该感到庆幸，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不然凭诸位先生小姐的气质、谈吐、衣着及所关注的问题和谈话方式，就可能会被当做贵族送上断头台，如果仅从底层民众对事物的好恶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那就太可怕了。我们可以做一个荒唐的假设，假如马拉先生又复活了，而且嗜血的恶习未改，他现在正藏身于北京某个胡同里为《人民之友》撰写文章，马拉先生固执地认为，今天来参观画展的人们都是人民的敌人，因为他们的这种爱好和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并且出身可疑，即使不是贵族，也不会来自底层民众，如果杀掉这些倒霉蛋就可以使人类获得幸福，那何乐而不为呢？不知各位是否愿意为了人类的幸福做那献上祭坛的羔羊呢？”
那位女教授微微点头，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一位史学的行家，更让她震惊的是，说出这番话的竟然是一位高中生。
看那位女教授都纷纷点头，大家都认为夏小洛的言论应该所言非虚，而单从道理上又入情入理，看着夏小洛的眼神就再无鄙夷之色，而是一脸肃然。
袁浩被他说得满面通红，道：“对待历史，要看它产生的后果，您不觉得马拉和罗伯斯比尔给世界带来民主和自由的声音，促进了未来的整个欧洲民主化进程？”
夏小洛傲然道：“对不起，您混淆了概念，是法国大革命促进了欧洲民主化进程，而不是马拉等人，他们不过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段血腥暴政的代表人物而已，雅各宾派的暴政统治只维持一年多，马拉等人已经成为一个血腥的集体犯罪集团，他们号召人们起来屠杀，点燃人们的仇恨之火，煽动人们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狂热，他们以自由的名义剥夺无辜公民的自由，以平等的名义屠杀贵族，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践踏法律，践踏人类的尊严，践踏人类至高无上的生命权。至于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我同意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他认为∶就当时的法国而言，它是反人权的暴政。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事件不在于它是否给未来和旁观者带来福音，而在于它是否给当时处于其本地域和当时代的人们带来福祉，因为人权是指当时当地的人权，而不是未来的人权，也不是旁观者的人权。”
袁浩目瞪口呆，张口结舌，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着急地道：“……可是……先生，从我接触到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资料上看，它丝毫没有表现出您所说的血腥气，只是说到群众把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了断头台……”
夏小洛毫不客气打断他的话∶“所以我觉得您在误人子弟，要明白，教科书只能代表一种观点，而未必是历史的真实，您为什么不多看一些资料？象米涅的《法国革命史》，霍布斯的《利维坦》，博洛尔的《政治的罪恶》这些书，国内都有译本呀？”
袁浩又想辩解些些什么，夏小洛丝毫不给他机会，继续穷追猛打，道：“还有，古斯塔夫勒庞所著的《革命心理学》和《乌合之众》对研究法国革命史也值得一读。他说过，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湮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冶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比如，我们所经历的文革。”
夏小洛一番话让如同一记一记重锤一样击打在大家心口上，只听得大家目瞪口呆。因为夏小洛一针见血地指出文革是一场“群体无意识”的运动，直接揭露了它的本质。很是精辟。特别是几位经历过文革的人更是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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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站在旁边一直倾听两人讨论的人民大学的史学女副教授，道：“教科书上说它是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马拉是当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是被称为‘人民之友’的英雄。先生的观点未免太过于离经叛道吧？”
夏小洛嘿然一笑，道：“首先我要讲明的是，《人民之友》并不是马拉的称号，而是马拉在1789年创办的一份报纸，不错，《人民之友》是为底层民众说话，但是由于它的非理性，也将底层民众的破坏欲煽动起来，最后演变成暴民政治。1790年以后，马拉开始抛弃自己原先标榜的自由平等理念而倡导独裁，并且鼓吹革命恐怖，此时杀戳成了主要目的。179年是法国大革命的一道分水岭，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比尔、马拉、丹东等人开始着手清洗反对派，推翻吉伦特派，由马拉自任主席成立了公安委员会，开始了血腥的恐怖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大约有四十万人被处死，没有正常的审判程序，任何人的一句诬告就可以将一个无辜的公民送上断头台。诸位应该感到庆幸，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不然凭诸位先生小姐的气质、谈吐、衣着及所关注的问题和谈话方式，就可能会被当做贵族送上断头台，如果仅从底层民众对事物的好恶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那就太可怕了。我们可以做一个荒唐的假设，假如马拉先生又复活了，而且嗜血的恶习未改，他现在正藏身于北京某个胡同里为《人民之友》撰写文章，马拉先生固执地认为，今天来参观画展的人们都是人民的敌人，因为他们的这种爱好和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并且出身可疑，即使不是贵族，也不会来自底层民众，如果杀掉这些倒霉蛋就可以使人类获得幸福，那何乐而不为呢？不知各位是否愿意为了人类的幸福做那献上祭坛的羔羊呢？”
那位女教授微微点头，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一位史学的行家，更让她震惊的是，说出这番话的竟然是一位高中生。
看那位女教授都纷纷点头，大家都认为夏小洛的言论应该所言非虚，而单从道理上又入情入理，看着夏小洛的眼神就再无鄙夷之色，而是一脸肃然。
袁浩被他说得满面通红，道：“对待历史，要看它产生的后果，您不觉得马拉和罗伯斯比尔给世界带来民主和自由的声音，促进了未来的整个欧洲民主化进程？”
夏小洛傲然道：“对不起，您混淆了概念，是法国大革命促进了欧洲民主化进程，而不是马拉等人，他们不过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段血腥暴政的代表人物而已，雅各宾派的暴政统治只维持一年多，马拉等人已经成为一个血腥的集体犯罪集团，他们号召人们起来屠杀，点燃人们的仇恨之火，煽动人们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狂热，他们以自由的名义剥夺无辜公民的自由，以平等的名义屠杀贵族，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践踏法律，践踏人类的尊严，践踏人类至高无上的生命权。至于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我同意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他认为∶就当时的法国而言，它是反人权的暴政。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事件不在于它是否给未来和旁观者带来福音，而在于它是否给当时处于其本地域和当时代的人们带来福祉，因为人权是指当时当地的人权，而不是未来的人权，也不是旁观者的人权。”
袁浩目瞪口呆，张口结舌，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着急地道：“……可是……先生，从我接触到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资料上看，它丝毫没有表现出您所说的血腥气，只是说到群众把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了断头台……”
夏小洛毫不客气打断他的话∶“所以我觉得您在误人子弟，要明白，教科书只能代表一种观点，而未必是历史的真实，您为什么不多看一些资料？象米涅的《法国革命史》，霍布斯的《利维坦》，博洛尔的《政治的罪恶》这些书，国内都有译本呀？”
袁浩又想辩解些些什么，夏小洛丝毫不给他机会，继续穷追猛打，道：“还有，古斯塔夫勒庞所著的《革命心理学》和《乌合之众》对研究法国革命史也值得一读。他说过，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湮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冶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比如，我们所经历的文革。”
夏小洛一番话让如同一记一记重锤一样击打在大家心口上，只听得大家目瞪口呆。因为夏小洛一针见血地指出文革是一场“群体无意识”的运动，直接揭露了它的本质。很是精辟。特别是几位经历过文革的人更是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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