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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武修文吗？”朱永兴沉吟了半晌，展颜一笑，说道：“舜水先生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渊博的学问，极诚挚和蔼的感情，给倭人以莫大感化。若倭人皆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功劳实属舜水先生矣。”
朝鲜、日本在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把中国说成是他们的文化母国，是中国文化哺育了他们文明的成长都半点不过分。远的不必说了。就是在明代，这些国家还深受从当时中国传来的文化与思想的深厚影响。
比如日本近代就受到明末大儒朱舜水的巨大影响，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后来德川光国著一部《大日本史》，专标“尊王一统”之义。以后，德川庆喜归政，废藩置县，成明治维新之大业，光国这部书功劳最多，而光国之学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对日本维新致强有着直接和根本的影响。
所谓的“尊王一统”，便类似于中国《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无论是孔子提出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等主张，称赞尊王攘夷，以试图挽救当时分裂、混乱的政治局面；还是孟子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其学术理论的直接政治目的就是要找到一条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道路。
公羊学派在解释《春秋》时，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的理论。这里的“大”，意为“尊大”。“大一统”用现代汉语表达就是“重视国家的统一”。千百年来，这一思想对于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对于朱舜水所说的“量窄意偏，日后恐为中华之祸”。朱永兴在钦佩其眼光和观察入微的同时，却并没有占领倭国的计划。何为中华之祸，内乱不起，不愚昧、落后，小小的倭国，贫瘠狭小。敢蚍蜉撼树吗？说到底，还是自己不争气。难道因为有八国联军之事，便要趁国家强盛之时将这万里之外的国家都灭掉？难道因为后世美帝的横行霸道，还要兵发南美大陆不成？
“万岁谬赞，微臣愧不敢当。”朱舜水对这位年轻的新圣上印象大好，在言谈之中能看出新圣上的禀性，不骄不馁，和熙亲切，且学识广博。目光深远。
若不是仗着后世知识的博杂，自己万万不是这些硕儒的对手。朱永兴心中却是另有感慨，在座的有王夫之、朱舜水、黄宗羲、吕留良、颜元、方以智、钱谦益，皆是名动一时的大学问家，在历史上也是鼎鼎有名。
召集的这些硕儒，并不是按照名气大小，而是察其学说是否有益于朱永兴的改革。“一言九鼎”、“金口玉言”的帝王，虽然可以强硬推出自己的举措。可要在舆论和理论上占据高点，还少不了这些名家硕儒的支持。
颜元。明末清初儒家、思想家、教育家，颜李学派创始人。他极力批判自汉以来二千年的重文轻实的教育传统，提倡实学。他认为尧舜周孔就是实学教育的代表者，如孔子之实学注重考习实际活动，其弟子或习礼，或鼓瑟、或学舞、或问仁孝、或谈商兵政事。于己于世皆有益。而宋儒理学教育却相反，主静主敬，手持书本闭目呆坐有如泥塑，在讲堂上侧重于讲解和静坐、读书或顿悟。
其害有三：一是“坏人才”。即理学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柔弱如妇人女子，无经天纬地之才。这种教育不仅害己，而且害国。二是“灭圣学”。他认为理学家只从章句训诂、注解讲读上用功，从而陷入了一种文墨世界，国家取士、教师授课、父兄提示、朋友切磋，皆以文字为准，这就丢弃了尧舜周孔的实学精神。尤其是倡行八股取士后，为害更大。三是“厄世运”。汉儒宋儒之学败坏了学术与社会风气。学术完全成了一种文字游戏，统治者更是利用科举八股把士人囿于文字之中，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社会道德、经济、人才的腐败与衰竭，皆与此有关。
王夫之，明末清初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与黑格尔并称东西方哲学双子星、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中国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他比较关心现实生活，注重实际考察社会，喜欢向旁人问四面八方的事情，至于江山地利之学，食货经济之学，典章制度之学，都很感兴趣，着意研究。以求经世致用，施展抱负。
朱之瑜，号舜水，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其学特点是提倡“实理实学、学以致用”，认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 他论学问，以实用为标准。所谓实用者，一曰有益于自己身心，二曰有益于社会。他说：“为学之道，在于近里着己，有益天下国家，不在掉弄虚脾，捕风捉影……勿剽窃粉饰自号于人曰‘我儒者也’。处之危疑而弗能决，投之艰大而弗能胜，岂儒者哉？”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在教育方面，他认为“学贵履践，经世致用”， 设立学校，不是为了养士，更不是为了科举，而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同时，黄宗羲反对单一的科举取士，主张使用多种渠道录取人才，以制度防止高官子弟凭借长辈权势在录取过程中以不正当的方式胜过平民。扩大了录取对象，包括小吏，会绝学（包括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等等）的人，上书言事者等等。
吕留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诗人和时文评论家、出版家。自幼推崇朱熹，为文似朱熹。翻澜不已，善于说理；诗学杨万里、陈师道，深情苦语，令人感怆。近人邓之诚说：“以诗文论，诚宗羲劲敌，唯史学不如。”
方以智。明代著名哲学家、科学家。学术上方以智家学渊源，博采众长，主张中西合璧，儒、释、道三教归一。他对中国传统自然科学和由利玛窦、徐光启传入的西方科学作了记述、考辨，把整个科学技术按其对象，区分为“质测”（自然科学）、“宰理”（社会科学）和“道几”（哲学）三大类，还立志邀集专家编译综合百科全书。
可以看出，这首批召集的硕儒名家，在学术理论上都与朱永兴相似或相近：或强调人才的“经世济用”。或痛陈“八股取士”的危害，或批判程朱理学的糟粕，甚至还有“君主立宪”启蒙思想的。
钱谦益，失身于前，归正于后，仍不失文坛宗主之位。“虞山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可见其史学之深厚。
也就是说。这些硕儒名士都可能是朱永兴改革的助力，是他要占据舆论阵地的战士。这些人的影响和号召。比他这个皇帝所下的圣旨，在某些方面还要管用。
朴素唯物主义，咱懂啊！什么矛盾的两方面，什么量变到质变，什么世界是物质组成……
新的人才选择机制，咱也有想法啊！专才专考专用。后世公务员考试招聘改一改，也应该适合于现在吧？
“君主立宪”，咱比黄宗羲设想得还周到，还能举出英国的例子呢！
经济模式啊，农工商并举嘛。比黄梨州的“工商皆本”还要细致... -->>
“偃武修文吗？”朱永兴沉吟了半晌，展颜一笑，说道：“舜水先生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渊博的学问，极诚挚和蔼的感情，给倭人以莫大感化。若倭人皆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功劳实属舜水先生矣。”
朝鲜、日本在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把中国说成是他们的文化母国，是中国文化哺育了他们文明的成长都半点不过分。远的不必说了。就是在明代，这些国家还深受从当时中国传来的文化与思想的深厚影响。
比如日本近代就受到明末大儒朱舜水的巨大影响，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后来德川光国著一部《大日本史》，专标“尊王一统”之义。以后，德川庆喜归政，废藩置县，成明治维新之大业，光国这部书功劳最多，而光国之学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对日本维新致强有着直接和根本的影响。
所谓的“尊王一统”，便类似于中国《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无论是孔子提出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等主张，称赞尊王攘夷，以试图挽救当时分裂、混乱的政治局面；还是孟子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其学术理论的直接政治目的就是要找到一条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道路。
公羊学派在解释《春秋》时，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的理论。这里的“大”，意为“尊大”。“大一统”用现代汉语表达就是“重视国家的统一”。千百年来，这一思想对于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对于朱舜水所说的“量窄意偏，日后恐为中华之祸”。朱永兴在钦佩其眼光和观察入微的同时，却并没有占领倭国的计划。何为中华之祸，内乱不起，不愚昧、落后，小小的倭国，贫瘠狭小。敢蚍蜉撼树吗？说到底，还是自己不争气。难道因为有八国联军之事，便要趁国家强盛之时将这万里之外的国家都灭掉？难道因为后世美帝的横行霸道，还要兵发南美大陆不成？
“万岁谬赞，微臣愧不敢当。”朱舜水对这位年轻的新圣上印象大好，在言谈之中能看出新圣上的禀性，不骄不馁，和熙亲切，且学识广博。目光深远。
若不是仗着后世知识的博杂，自己万万不是这些硕儒的对手。朱永兴心中却是另有感慨，在座的有王夫之、朱舜水、黄宗羲、吕留良、颜元、方以智、钱谦益，皆是名动一时的大学问家，在历史上也是鼎鼎有名。
召集的这些硕儒，并不是按照名气大小，而是察其学说是否有益于朱永兴的改革。“一言九鼎”、“金口玉言”的帝王，虽然可以强硬推出自己的举措。可要在舆论和理论上占据高点，还少不了这些名家硕儒的支持。
颜元。明末清初儒家、思想家、教育家，颜李学派创始人。他极力批判自汉以来二千年的重文轻实的教育传统，提倡实学。他认为尧舜周孔就是实学教育的代表者，如孔子之实学注重考习实际活动，其弟子或习礼，或鼓瑟、或学舞、或问仁孝、或谈商兵政事。于己于世皆有益。而宋儒理学教育却相反，主静主敬，手持书本闭目呆坐有如泥塑，在讲堂上侧重于讲解和静坐、读书或顿悟。
其害有三：一是“坏人才”。即理学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柔弱如妇人女子，无经天纬地之才。这种教育不仅害己，而且害国。二是“灭圣学”。他认为理学家只从章句训诂、注解讲读上用功，从而陷入了一种文墨世界，国家取士、教师授课、父兄提示、朋友切磋，皆以文字为准，这就丢弃了尧舜周孔的实学精神。尤其是倡行八股取士后，为害更大。三是“厄世运”。汉儒宋儒之学败坏了学术与社会风气。学术完全成了一种文字游戏，统治者更是利用科举八股把士人囿于文字之中，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社会道德、经济、人才的腐败与衰竭，皆与此有关。
王夫之，明末清初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与黑格尔并称东西方哲学双子星、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中国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他比较关心现实生活，注重实际考察社会，喜欢向旁人问四面八方的事情，至于江山地利之学，食货经济之学，典章制度之学，都很感兴趣，着意研究。以求经世致用，施展抱负。
朱之瑜，号舜水，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其学特点是提倡“实理实学、学以致用”，认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 他论学问，以实用为标准。所谓实用者，一曰有益于自己身心，二曰有益于社会。他说：“为学之道，在于近里着己，有益天下国家，不在掉弄虚脾，捕风捉影……勿剽窃粉饰自号于人曰‘我儒者也’。处之危疑而弗能决，投之艰大而弗能胜，岂儒者哉？”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在教育方面，他认为“学贵履践，经世致用”， 设立学校，不是为了养士，更不是为了科举，而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同时，黄宗羲反对单一的科举取士，主张使用多种渠道录取人才，以制度防止高官子弟凭借长辈权势在录取过程中以不正当的方式胜过平民。扩大了录取对象，包括小吏，会绝学（包括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等等）的人，上书言事者等等。
吕留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诗人和时文评论家、出版家。自幼推崇朱熹，为文似朱熹。翻澜不已，善于说理；诗学杨万里、陈师道，深情苦语，令人感怆。近人邓之诚说：“以诗文论，诚宗羲劲敌，唯史学不如。”
方以智。明代著名哲学家、科学家。学术上方以智家学渊源，博采众长，主张中西合璧，儒、释、道三教归一。他对中国传统自然科学和由利玛窦、徐光启传入的西方科学作了记述、考辨，把整个科学技术按其对象，区分为“质测”（自然科学）、“宰理”（社会科学）和“道几”（哲学）三大类，还立志邀集专家编译综合百科全书。
可以看出，这首批召集的硕儒名家，在学术理论上都与朱永兴相似或相近：或强调人才的“经世济用”。或痛陈“八股取士”的危害，或批判程朱理学的糟粕，甚至还有“君主立宪”启蒙思想的。
钱谦益，失身于前，归正于后，仍不失文坛宗主之位。“虞山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可见其史学之深厚。
也就是说。这些硕儒名士都可能是朱永兴改革的助力，是他要占据舆论阵地的战士。这些人的影响和号召。比他这个皇帝所下的圣旨，在某些方面还要管用。
朴素唯物主义，咱懂啊！什么矛盾的两方面，什么量变到质变，什么世界是物质组成……
新的人才选择机制，咱也有想法啊！专才专考专用。后世公务员考试招聘改一改，也应该适合于现在吧？
“君主立宪”，咱比黄宗羲设想得还周到，还能举出英国的例子呢！
经济模式啊，农工商并举嘛。比黄梨州的“工商皆本”还要细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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