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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国门，这国门稍微有点缝隙，就有可能带来亡国的悲剧；教育经费不能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是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在人才培养上，不能省钱；水利建设经费不能降，这是确保农业安全的基础。这几年天灾频繁，不能总是到处求雨，还是应该把水利基础设施搞好。自助者，天助之；自己都放弃了，老天爷凭什么帮你？”
汪太后回宫去了，群臣起身，觉得太后真是英明。
张凤的课大家都上了，要求也明确了，那就接着讨论吧。
其实此前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这些问题，前段时间程敏政的答卷也引发了不小的关注，现在问题摆上了桌面，自然大家都把话拿出来说了，尤其是宗室的问题，这么多年政策变化了这么多次，大家想不注意到都难；而且掌管宗人府的石璟也提过，自从太后掌权，基本上宗室请名求封求婚的奏疏就没有准过。好多宗室接连上表，甚至贿赂内宦帮忙说情，被汪太后打了回去，还有的宗室子弟十来岁都没有名字——没有名字朝廷就不承认，也就不享受各种待遇。
群臣都觉得三观碎了一地。这不是根本的解决方式，最根本是要削藩，改变藩王越生越富的方式，让他们少生；同时降低经济待遇，最好减少一批藩王。但削藩是不能随便提的，搞不好就天下大乱，太宗皇帝就是这样上位的。
何况要说削藩就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那也不现实。
但藩王用度必须削减——都快占国用五分之一了，而且还有加速膨胀的趋势，确实要规范。可是怎么削，怎么确保削的顺利那是个大问题，否则不仅工资没了，说不定吃饭的家伙都没了。
原本还想说要加税的，这会儿闭嘴了——汪太后直接就把路给堵死了；再说，太祖皇帝有圣旨，定死了这么多，还想加税，名声还要不要？荆湘、湖广、山东、河南等地到处都是流民，还嫌不够乱？
丘浚早就想说了，此前私下也和同事抱怨过，程敏政就是从他那里得来的主意，这回又把汉唐宋元历朝食货志翻了好几遍，慎重建议开放海禁——建文帝的旧党应该都死光了，不怕他们通过海上跑回来；天朝出口的都是奢侈品，关税高，能够解决一部分就业，又不加重百姓负担，人家南宋小朝廷就靠着这一项过得有滋有味的。
不过正在集贤院念书的刘健等人马上拿出太祖“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又提到了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
丘浚反驳：“这是民间交易，又不是官方大规模出海，算哪门子劳民伤财？”
刘健立马反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只有小人和妇人才整天想着钱钱钱，一个大臣念叨这些，简直丢人显眼、无耻之尤！”
这话杀伤力太大，不仅丘浚脸上挂不住，大家脸色都不好看，连胡濙的脸都垮下来；刘健却义正辞严的上了一堂政治思想课，教大家要严格遵守圣贤教诲，多为国家社稷着想。
程敏政想到岳父和老爹每天冥思苦想找对策，头发都掉了一大把，居然也成了小人，心里实在窝火，当时就斥道：“这话说的太好。希贤兄是不屑于这等俗物的，不如从今以后也不要领俸禄了，把你的家产拿出来分了岂不是有圣贤作风？”
刘健一愣，恨恨地走开，嘴里念念有词，无非是黄锺毁弃、瓦釜雷鸣之类的；程敏政也回了一声冷笑，大家面面相觑，以前觉得这人很正直清高，怎么今天觉得这样讨厌！
周洪谟、徐溥等人也皱起眉头：我们这些人没钱就罢了，反正家里好歹还有两亩薄田，吃不饱、饿不死；但是军费、河工、救济等等，不需要钱吗？难道你用嘴皮子去对付鞑子？
不可理喻！
当下不欢而散，回头分组又开始讨论，只是情绪低落了不少；不过拖了这么久，加入讨论队伍的人也越来越多，包括一些不是进士的读书人，比如倪谦的儿子倪岳，名满京城的大才子；还有商辂的儿子商良臣，同样在国子监读书。
丘浚提出要严格规范关税标准：“天朝出口以茶叶、瓷器、丝绸等为大宗，与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做生意的都是腰缠万贯，收他们的税名正言顺——这时候就不要分什么士绅还是商贾了，统一标准，谁都不能少！”
丘浚实在窝了一肚子火，土地兼并为什么屡禁不止，除了土地买卖，投献土地也是一大原因。为什么自己的地要交给别人，平民要变成佃户？就是因为有利可图。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机会太过渺茫，小老百姓只想吃饱饭，不能参加科考就不参加吧，反正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指望儿孙考科举，不如想想改朝换代跟着打江山比较实在。明朝的田税是历朝最低——主要是朱元璋对农民有阶级感情，但罩不住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税收徭役，加起来不算少；地主官僚虽然黑心，但是只要投献了，最开始总要比朝廷要少那么一点，等到人家露出牙齿了，已经来不及了。
这些人贪小便宜吃大亏固然可恨，但更倒霉的是老实人。因为朝廷每年收多少田税是有定额的——照着以前老的黄册来，除非天灾皇帝下旨减免；现在该纳税的田地和人口都不见了，缺口就要由其他人来补，所以普通百姓光是承担朝廷的赋税，就比理论上的多出一半，再加上历朝皇帝横征暴敛，地方官员巧设名目，农民的日子过得着实艰难。
丘浚不是书香门第，这就意味着他必须纳粮；可是父亲死得早，孤儿寡母的，鬼才知道那些年是怎么熬出来的。他母亲不是没想过投献土地，可是这样家里唯一的家当就彻底没了，何况青年守寡，总有些顾虑，朝廷官员虽然黑，但最多把人弄进大牢，地主的租子交不够，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丘浚从小听母亲诉说生活的艰难，愤恨之余，也不是没想过彻底解决的办法，那就是——要么都纳税，要么都不纳税。前者太惊悚，士绅一体纳粮，那是要被天下读书人骂死的，何况自己都穷成这样了，要纳税也拿不出；后者更不行。现在是农业社会，田税、人丁税外加盐税、茶税是政府财政主要来源，把农业税砍了，倒是高杆了，但钱从哪里来？总要有着落。
海关关税和工商业税不分阶层，大家也都没什么话——这年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确切的说是唯有做官高。公务员工资再少，士农工商，那也是排第一的。现在朝廷还是老实人多，尤其汪太后整顿吏治以后，都没想过下海，反而觉得读书人沾染了商贾的铜臭气息，再来谈读书人的特权就有点厚颜无耻；至于商人找到自己门下？——那不成官商勾结搞腐败了吗？坚决不行！
关税的事情说完，就该说工商税了——还是那句话，只有田赋人丁税士绅可以免交，既然你要干别的，就不要想着两边都能讨好。打着读书人的幌子跑去做奸商——读书人不背这黑锅。翰林院太史才是读书人的尖子，才能代表读书人；其他做生意的都是渣渣，哼！
奏疏相继堆到了汪太后的案头，当然现在不只是六部五寺打嘴巴官司了，地方也掺和进来——赏花会的事情实在太重要，第二天就通过邸报传到全国，因为关乎大家的吃饭问题，自然全国各地的奏疏就雪花一样的飞过来——离得近的先说，这会儿算是到齐了。赞成的很多，反对的声音更大，当然也有一部分出主意的。
守国门，这国门稍微有点缝隙，就有可能带来亡国的悲剧；教育经费不能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是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在人才培养上，不能省钱；水利建设经费不能降，这是确保农业安全的基础。这几年天灾频繁，不能总是到处求雨，还是应该把水利基础设施搞好。自助者，天助之；自己都放弃了，老天爷凭什么帮你？”
汪太后回宫去了，群臣起身，觉得太后真是英明。
张凤的课大家都上了，要求也明确了，那就接着讨论吧。
其实此前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这些问题，前段时间程敏政的答卷也引发了不小的关注，现在问题摆上了桌面，自然大家都把话拿出来说了，尤其是宗室的问题，这么多年政策变化了这么多次，大家想不注意到都难；而且掌管宗人府的石璟也提过，自从太后掌权，基本上宗室请名求封求婚的奏疏就没有准过。好多宗室接连上表，甚至贿赂内宦帮忙说情，被汪太后打了回去，还有的宗室子弟十来岁都没有名字——没有名字朝廷就不承认，也就不享受各种待遇。
群臣都觉得三观碎了一地。这不是根本的解决方式，最根本是要削藩，改变藩王越生越富的方式，让他们少生；同时降低经济待遇，最好减少一批藩王。但削藩是不能随便提的，搞不好就天下大乱，太宗皇帝就是这样上位的。
何况要说削藩就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那也不现实。
但藩王用度必须削减——都快占国用五分之一了，而且还有加速膨胀的趋势，确实要规范。可是怎么削，怎么确保削的顺利那是个大问题，否则不仅工资没了，说不定吃饭的家伙都没了。
原本还想说要加税的，这会儿闭嘴了——汪太后直接就把路给堵死了；再说，太祖皇帝有圣旨，定死了这么多，还想加税，名声还要不要？荆湘、湖广、山东、河南等地到处都是流民，还嫌不够乱？
丘浚早就想说了，此前私下也和同事抱怨过，程敏政就是从他那里得来的主意，这回又把汉唐宋元历朝食货志翻了好几遍，慎重建议开放海禁——建文帝的旧党应该都死光了，不怕他们通过海上跑回来；天朝出口的都是奢侈品，关税高，能够解决一部分就业，又不加重百姓负担，人家南宋小朝廷就靠着这一项过得有滋有味的。
不过正在集贤院念书的刘健等人马上拿出太祖“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又提到了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
丘浚反驳：“这是民间交易，又不是官方大规模出海，算哪门子劳民伤财？”
刘健立马反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只有小人和妇人才整天想着钱钱钱，一个大臣念叨这些，简直丢人显眼、无耻之尤！”
这话杀伤力太大，不仅丘浚脸上挂不住，大家脸色都不好看，连胡濙的脸都垮下来；刘健却义正辞严的上了一堂政治思想课，教大家要严格遵守圣贤教诲，多为国家社稷着想。
程敏政想到岳父和老爹每天冥思苦想找对策，头发都掉了一大把，居然也成了小人，心里实在窝火，当时就斥道：“这话说的太好。希贤兄是不屑于这等俗物的，不如从今以后也不要领俸禄了，把你的家产拿出来分了岂不是有圣贤作风？”
刘健一愣，恨恨地走开，嘴里念念有词，无非是黄锺毁弃、瓦釜雷鸣之类的；程敏政也回了一声冷笑，大家面面相觑，以前觉得这人很正直清高，怎么今天觉得这样讨厌！
周洪谟、徐溥等人也皱起眉头：我们这些人没钱就罢了，反正家里好歹还有两亩薄田，吃不饱、饿不死；但是军费、河工、救济等等，不需要钱吗？难道你用嘴皮子去对付鞑子？
不可理喻！
当下不欢而散，回头分组又开始讨论，只是情绪低落了不少；不过拖了这么久，加入讨论队伍的人也越来越多，包括一些不是进士的读书人，比如倪谦的儿子倪岳，名满京城的大才子；还有商辂的儿子商良臣，同样在国子监读书。
丘浚提出要严格规范关税标准：“天朝出口以茶叶、瓷器、丝绸等为大宗，与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做生意的都是腰缠万贯，收他们的税名正言顺——这时候就不要分什么士绅还是商贾了，统一标准，谁都不能少！”
丘浚实在窝了一肚子火，土地兼并为什么屡禁不止，除了土地买卖，投献土地也是一大原因。为什么自己的地要交给别人，平民要变成佃户？就是因为有利可图。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机会太过渺茫，小老百姓只想吃饱饭，不能参加科考就不参加吧，反正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指望儿孙考科举，不如想想改朝换代跟着打江山比较实在。明朝的田税是历朝最低——主要是朱元璋对农民有阶级感情，但罩不住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税收徭役，加起来不算少；地主官僚虽然黑心，但是只要投献了，最开始总要比朝廷要少那么一点，等到人家露出牙齿了，已经来不及了。
这些人贪小便宜吃大亏固然可恨，但更倒霉的是老实人。因为朝廷每年收多少田税是有定额的——照着以前老的黄册来，除非天灾皇帝下旨减免；现在该纳税的田地和人口都不见了，缺口就要由其他人来补，所以普通百姓光是承担朝廷的赋税，就比理论上的多出一半，再加上历朝皇帝横征暴敛，地方官员巧设名目，农民的日子过得着实艰难。
丘浚不是书香门第，这就意味着他必须纳粮；可是父亲死得早，孤儿寡母的，鬼才知道那些年是怎么熬出来的。他母亲不是没想过投献土地，可是这样家里唯一的家当就彻底没了，何况青年守寡，总有些顾虑，朝廷官员虽然黑，但最多把人弄进大牢，地主的租子交不够，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丘浚从小听母亲诉说生活的艰难，愤恨之余，也不是没想过彻底解决的办法，那就是——要么都纳税，要么都不纳税。前者太惊悚，士绅一体纳粮，那是要被天下读书人骂死的，何况自己都穷成这样了，要纳税也拿不出；后者更不行。现在是农业社会，田税、人丁税外加盐税、茶税是政府财政主要来源，把农业税砍了，倒是高杆了，但钱从哪里来？总要有着落。
海关关税和工商业税不分阶层，大家也都没什么话——这年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确切的说是唯有做官高。公务员工资再少，士农工商，那也是排第一的。现在朝廷还是老实人多，尤其汪太后整顿吏治以后，都没想过下海，反而觉得读书人沾染了商贾的铜臭气息，再来谈读书人的特权就有点厚颜无耻；至于商人找到自己门下？——那不成官商勾结搞腐败了吗？坚决不行！
关税的事情说完，就该说工商税了——还是那句话，只有田赋人丁税士绅可以免交，既然你要干别的，就不要想着两边都能讨好。打着读书人的幌子跑去做奸商——读书人不背这黑锅。翰林院太史才是读书人的尖子，才能代表读书人；其他做生意的都是渣渣，哼！
奏疏相继堆到了汪太后的案头，当然现在不只是六部五寺打嘴巴官司了，地方也掺和进来——赏花会的事情实在太重要，第二天就通过邸报传到全国，因为关乎大家的吃饭问题，自然全国各地的奏疏就雪花一样的飞过来——离得近的先说，这会儿算是到齐了。赞成的很多，反对的声音更大，当然也有一部分出主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