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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包装与媚俗，没有伪善与作秀。此前，中国人几乎已经忘记如何唱歌了，他们不会用自己的声音和语言唱歌，他们一旦开口，唱出来的就是别人的声音和语言，是张行，让他们重新找回丢了几乎半个世纪的自我，他们开始用真嗓子唱歌。
但是，好景不长，他们审判了他，在他风华正茂的时候，以流氓罪把他送进了监狱。上海人没有记住，也没有感谢这个可怜的歌手，张行在大街上唱啊：“最好的礼物是我跳动的心房，还有我为你准备的未来时光。最好的礼物是我热烈的胸膛，还有我们一起要走的方向。最好的礼物是奔向你的脚步，还有孩子般地笑声阵阵的爽朗。最好的礼物是我对你的歌唱，还有为你献出的一份衷肠。最好的礼物你不要随意忘掉，它其实最害怕冷冷地放。最好的礼物你不要随意忘掉，愿能伴你走过风雨一场。”最后他被看作是一个骗子，一个玩弄女性和感情的骗子，他进监狱了，这证明了流行音乐是荒唐的、虚伪的，是勾引年轻人走向堕落的东西。上海人怀念着过去的繁华，二三十年代的那个上海还在他们的记忆和祖辈的传说中流传，他们总有洋气的底子。所以，一方面他们为自己的上海骄傲，另一方面，政策稍稍开放，可以看看外国的电影，听听外国的歌曲，看看外国的书之后，这里的骚动就大了，他们许多人动起了出国的念头。首先是年轻女孩们，她们通过各种途径，结识外国人，有的甚至就在涉外饭店的门口和外国人搭讪，然后就出国了，去东京，去巴黎，去新加坡。上海的女孩，第一批打开国门的人，接着就汇回了外汇，接着就带来了国外“什么都好”的消息，这个消息在上海传播着，“某某嫁了外国人，一块手表就值100美金”，“那不是发啦！我们两年的工资也没有100美金啊！”然后，是那些有亲戚在国外的人，通过三姑六婆，重新找回上代甚至上上代的那些亲戚，70年代躲之藏之的那些关系全部成了资本和机会，这时，他们去的地方就变成了澳洲、美国、加拿大、新西兰。这是中国第一批出国潮，它是以上海为基地的。
可惜，上海人出国，没有像温州人那样踏实地扎根下去，他们大多像沙子进了海洋，一下就沉到外国的水底了，没有什么起色。要说啊，上海人习惯做白领，给别人打工，盛年一过，哪能真有什么起色呢？倒是那些被上海人看不起的温州人，他们出国后，老老实实地做自己的辛苦生意，反正也没有什么学历或者关系可以用，也做不了上班族或者白领，他们也无意在KTV陪酒，就自己开业做生意。10年、0年地劳作、努力，自己做自己的老板，渐渐有了起色，纷纷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当，到90年代，世界各地都出现他们抱团经商的身影，温州街渐渐成了新唐人街的代名词。
80年代的沪北纵向靠宝兴路、共和新路，和市中心相通。那个时候，还没有高架桥，也没有地铁，甚至地铁规划都没有打算到北面来，横向的天目路有点儿起色，区政府就设在那里，尽管沪北幅员主要是在北面，在广中路、汶水路、场中路，但是区政府似乎对自己的腹地不感兴趣，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不夜城、上海火车站区域，后来证明这个思路完全是错的。上海人怎么会对火车站感兴趣呢？怎么会到这里来消费、投资、上班呢？火车站是城市的洼地，不是高地，这里来来往往的都是外地人。外地人，对于上海人来说，是个什么概念？是危险、低下、没趣的象征。结果，沪北在那里忙了10年，却一无起色。整个80年代，甚至90年代上半期，就这样荒废了，一直到90年代后期，共和新路还是一条普通的路，它似乎是为了联系市中心到宝山而存在的，而它沿途的沪北则仅仅是个过渡，没有什么意义的过渡。这里还被一大批近乎沉睡的厂房，一大批效益低下的工厂占据着，灰不溜丢地度过了80年代，接着睡过了90年代的前半期。而同期的徐家汇，甚至莘庄，都发展起来了，他们成了新上海的象征。
80年代的上海，人们心里毕竟梦想多了，在拥挤中开始想象。家家户户都在敦促自己的子女，“好好学习，上大学，将来出国”，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多挣一点儿钱，把生活搞得像样一点。这个时候，绝大多数内地城市还在睡觉，打牌、下棋或者干脆闲聊的人还非常多，但是，上海人已经忙碌起来了：他们站在外滩一号门口，打探着过往的行人，“要外汇么？”他们在人民广场的纸面股票交易柜台开始了第一批股票的买卖，他们在各种场合传递着汽车券、电视机券等有价证券的消息，他们已经开始用时间来衡量金钱，用金钱来衡量时间，“可以啊！星期天不上班有空的，一个小时10块钱吧！”他们知道了自己的劳动价值，他们作为优秀的技术工人利用业余时间到外地做技术指导，背着单位出门，风尘仆仆，以前只要一场酒、一顿饭招待的事儿，现在要算钱了！尽管这个时候，80年代初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积不足4平方米；尽管这个时候，能上大学的人还不足人口的百分之一……（未完待续）
有包装与媚俗，没有伪善与作秀。此前，中国人几乎已经忘记如何唱歌了，他们不会用自己的声音和语言唱歌，他们一旦开口，唱出来的就是别人的声音和语言，是张行，让他们重新找回丢了几乎半个世纪的自我，他们开始用真嗓子唱歌。
但是，好景不长，他们审判了他，在他风华正茂的时候，以流氓罪把他送进了监狱。上海人没有记住，也没有感谢这个可怜的歌手，张行在大街上唱啊：“最好的礼物是我跳动的心房，还有我为你准备的未来时光。最好的礼物是我热烈的胸膛，还有我们一起要走的方向。最好的礼物是奔向你的脚步，还有孩子般地笑声阵阵的爽朗。最好的礼物是我对你的歌唱，还有为你献出的一份衷肠。最好的礼物你不要随意忘掉，它其实最害怕冷冷地放。最好的礼物你不要随意忘掉，愿能伴你走过风雨一场。”最后他被看作是一个骗子，一个玩弄女性和感情的骗子，他进监狱了，这证明了流行音乐是荒唐的、虚伪的，是勾引年轻人走向堕落的东西。上海人怀念着过去的繁华，二三十年代的那个上海还在他们的记忆和祖辈的传说中流传，他们总有洋气的底子。所以，一方面他们为自己的上海骄傲，另一方面，政策稍稍开放，可以看看外国的电影，听听外国的歌曲，看看外国的书之后，这里的骚动就大了，他们许多人动起了出国的念头。首先是年轻女孩们，她们通过各种途径，结识外国人，有的甚至就在涉外饭店的门口和外国人搭讪，然后就出国了，去东京，去巴黎，去新加坡。上海的女孩，第一批打开国门的人，接着就汇回了外汇，接着就带来了国外“什么都好”的消息，这个消息在上海传播着，“某某嫁了外国人，一块手表就值100美金”，“那不是发啦！我们两年的工资也没有100美金啊！”然后，是那些有亲戚在国外的人，通过三姑六婆，重新找回上代甚至上上代的那些亲戚，70年代躲之藏之的那些关系全部成了资本和机会，这时，他们去的地方就变成了澳洲、美国、加拿大、新西兰。这是中国第一批出国潮，它是以上海为基地的。
可惜，上海人出国，没有像温州人那样踏实地扎根下去，他们大多像沙子进了海洋，一下就沉到外国的水底了，没有什么起色。要说啊，上海人习惯做白领，给别人打工，盛年一过，哪能真有什么起色呢？倒是那些被上海人看不起的温州人，他们出国后，老老实实地做自己的辛苦生意，反正也没有什么学历或者关系可以用，也做不了上班族或者白领，他们也无意在KTV陪酒，就自己开业做生意。10年、0年地劳作、努力，自己做自己的老板，渐渐有了起色，纷纷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当，到90年代，世界各地都出现他们抱团经商的身影，温州街渐渐成了新唐人街的代名词。
80年代的沪北纵向靠宝兴路、共和新路，和市中心相通。那个时候，还没有高架桥，也没有地铁，甚至地铁规划都没有打算到北面来，横向的天目路有点儿起色，区政府就设在那里，尽管沪北幅员主要是在北面，在广中路、汶水路、场中路，但是区政府似乎对自己的腹地不感兴趣，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不夜城、上海火车站区域，后来证明这个思路完全是错的。上海人怎么会对火车站感兴趣呢？怎么会到这里来消费、投资、上班呢？火车站是城市的洼地，不是高地，这里来来往往的都是外地人。外地人，对于上海人来说，是个什么概念？是危险、低下、没趣的象征。结果，沪北在那里忙了10年，却一无起色。整个80年代，甚至90年代上半期，就这样荒废了，一直到90年代后期，共和新路还是一条普通的路，它似乎是为了联系市中心到宝山而存在的，而它沿途的沪北则仅仅是个过渡，没有什么意义的过渡。这里还被一大批近乎沉睡的厂房，一大批效益低下的工厂占据着，灰不溜丢地度过了80年代，接着睡过了90年代的前半期。而同期的徐家汇，甚至莘庄，都发展起来了，他们成了新上海的象征。
80年代的上海，人们心里毕竟梦想多了，在拥挤中开始想象。家家户户都在敦促自己的子女，“好好学习，上大学，将来出国”，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多挣一点儿钱，把生活搞得像样一点。这个时候，绝大多数内地城市还在睡觉，打牌、下棋或者干脆闲聊的人还非常多，但是，上海人已经忙碌起来了：他们站在外滩一号门口，打探着过往的行人，“要外汇么？”他们在人民广场的纸面股票交易柜台开始了第一批股票的买卖，他们在各种场合传递着汽车券、电视机券等有价证券的消息，他们已经开始用时间来衡量金钱，用金钱来衡量时间，“可以啊！星期天不上班有空的，一个小时10块钱吧！”他们知道了自己的劳动价值，他们作为优秀的技术工人利用业余时间到外地做技术指导，背着单位出门，风尘仆仆，以前只要一场酒、一顿饭招待的事儿，现在要算钱了！尽管这个时候，80年代初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积不足4平方米；尽管这个时候，能上大学的人还不足人口的百分之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