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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仍然只有一节课，张英才陪着孙四海站了两个多小时。孙四海怎么样讲课他一点也没印象，他一直在琢磨六个年级分成三个班，这课怎么上。中间孙四海扔下粉笔去上厕所，他趁机跟上去问这事，孙四海说，我们这学校是两年招一次新生。返回时，教室里多了一头猪。张英才去撵，学生们一起叫起来：“这是余校长养的猪，它就喜欢吃粉笔灰。”孙四海在门口往里走着说，别理它就是。往下去，张英才更无法专心，他看看猪，看看学生，心里很有些悲凉。
山太大，天也黑得早，看似黄昏，实际上才四点左右。放学后，留在余校长家住宿的十几个学生，在那个叫叶萌的男孩带领下，参差不齐地往旁边的一个山坳走去。眼里没有学生，只有猪，张英才感到很空虚。他取下那只凤凰琴，拧下钢笔帽，左手拿着它拨动琴弦，右手去按那些键，试着弹了一句曲子，不算好听，过得去而已，弹了几下，就没兴趣了。他歇下来后，忽地一愣：怎么音乐还在响？再听，才明白是笛子声。张英才趴到窗口，见孙四海和邓有米一左一右靠在旗杆上，各自横握一根竹笛，正在使劲吹奏。
山下升起了云雾，顺着一道道峡谷，冉冉地舒卷成一个个云团，背阳的山坡上铺满阴森的绿，早熟的稻田透着一层浅黄，一群黑山羊在云团中出没，有红色的书包跳跃其中，极似潇潇春雨中的灿烂桃花。太阳正在无可奈何地下落，黄昏的第一阵山风就掩盖了它的光泽，变得如同一只被玩得有些旧的绣球。远远的大山就是一只狮子。这是竖着看，横着看，则是一条龙的模样。
笛子吹出的曲调有些耳熟，听下去才知道是那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之所以没有一下子听明白，是因为节奏慢了一半。两支笛子，一个声音高亢，一个声音低回，缓慢地将那首欢快的歌曲吹出许多悲凉。张英才跟着哼一句，那种节奏，需要好久才能将“幸福的花儿”这一句哼完整。
张英才走到旗杆下：“这个曲子要欢快些才好听。”
孙四海和邓有米没理他。张英才就在一旁用巴掌打着节拍纠正，可是没用。张英才惆怅起来，禁不住思索一个问题：能望见这杆旗的地方，会不会听见这笛声？他一边想，一边打量眼前这根用两棵松树捆绑着连接而成的旗杆。
忽然间，哨声响起来。余校长叼着一只哨子，走到旗杆下，在余校长家留宿的十几个学生迅速从山坳里跑回来，在旗杆面前站成整齐的一排。余校长望望太阳，喊了声立正稍息，便走过去将领头的叶萌身上的破褂子用手整理一下。那褂子肩上有个大洞，余校长扯了几下也无法将周围的布扯拢来，遮住那露出来的一块黑瘦的肩头。张英才站在这支小小的队伍后面，他看到一溜干瘦的小腿都没有穿鞋。余校长试了几下，见旁边还有几个破褂子的学生在盯着自己看，便作罢了。
这时，太阳已经挨着山了。
余校长一声厉喊：“立正——奏——国歌——降——国旗！”在两支笛子吹出的国歌声中，余校长拉动旗杆上的绳子，国旗徐徐落下后，学生们拥着余校长、捧着国旗向余校长的家走去。
这一幕让张英才着实吃了一惊。一转眼想起读中学时，升国旗的那种场面，又觉得有点滑稽可笑。
邓有米走过来问他：“晚上有地方吃饭没有？”
张英才答：“这两天我先在余校长家搭伙。”
邓有米说：“你是想回到旧社会么？走，上我家去吃一餐，要是吃得习惯，以后干脆咱们搭伙算了。”
张英才推辞再三，见推不脱就同意了。
路不远，顺着山坡往下走，一会儿就到了。
邓有米的妻子叫成菊，长得很敦实，左边生了个疤瘌眼。见张英才老是看她，邓有米就说：“她本是个丹凤眼，前年冬天我送路队回来晚了，她来接我，半路上被狼舔了一下，就落下残疾。”
张英才暗暗叫声苦，嘴上却说：“这地方有狼？”
邓有米说：“大家都这样说。也许是野狗吧！”
张英才说：“野狗只会咬人腿，不会咬到人头上去呀？”
邓有米想迁就张英才：“那就当它是狼吧！”
张英才说：“小时候听说，狼会从后面用一只爪子拍人的肩膀。一般的人都会下意识地回头看一看，狼正好一口咬住人的脖子。”
邓有米说：“山太大了，什么怪事都有可能发生。”
张英才说：“这么苦的事，我舅舅他们了解么？”
邓有米说：“都是余校长嘴严言辞短，什么苦都兜着不说出去，从不跟上面汇报，还说万站长在这儿待了十年，他还不晓得这儿的底细？不说人家心里会记着，说多了人家反而会讨厌。”
张英才说：“我舅舅是常挂惦着你们，所以才特地放我来这儿锻炼的。”
邓有米说：“你锻炼一阵就可以走，我是土生土长的，哪怕是转了正，也离不开这儿。”说着，他忽然一转话题，“万站长一定和你交了底，什么时候有转正的指标下来？”
张英才说：“他什么也没说，他是个老左，正经得很。”
成菊插嘴说：“疼外甥，疼脚跟，舅甥中间总隔着一层东西。”
邓有米瞪了一眼：“你懂个屁，快把饭菜做好端上来。”又说，“我的年龄、教龄和表现都达到转正要求的好几倍，就等你舅舅开恩了。”
这时，成菊将一碗上面平摊着两块腊肉的挂面端到张英才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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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仍然只有一节课，张英才陪着孙四海站了两个多小时。孙四海怎么样讲课他一点也没印象，他一直在琢磨六个年级分成三个班，这课怎么上。中间孙四海扔下粉笔去上厕所，他趁机跟上去问这事，孙四海说，我们这学校是两年招一次新生。返回时，教室里多了一头猪。张英才去撵，学生们一起叫起来：“这是余校长养的猪，它就喜欢吃粉笔灰。”孙四海在门口往里走着说，别理它就是。往下去，张英才更无法专心，他看看猪，看看学生，心里很有些悲凉。
山太大，天也黑得早，看似黄昏，实际上才四点左右。放学后，留在余校长家住宿的十几个学生，在那个叫叶萌的男孩带领下，参差不齐地往旁边的一个山坳走去。眼里没有学生，只有猪，张英才感到很空虚。他取下那只凤凰琴，拧下钢笔帽，左手拿着它拨动琴弦，右手去按那些键，试着弹了一句曲子，不算好听，过得去而已，弹了几下，就没兴趣了。他歇下来后，忽地一愣：怎么音乐还在响？再听，才明白是笛子声。张英才趴到窗口，见孙四海和邓有米一左一右靠在旗杆上，各自横握一根竹笛，正在使劲吹奏。
山下升起了云雾，顺着一道道峡谷，冉冉地舒卷成一个个云团，背阳的山坡上铺满阴森的绿，早熟的稻田透着一层浅黄，一群黑山羊在云团中出没，有红色的书包跳跃其中，极似潇潇春雨中的灿烂桃花。太阳正在无可奈何地下落，黄昏的第一阵山风就掩盖了它的光泽，变得如同一只被玩得有些旧的绣球。远远的大山就是一只狮子。这是竖着看，横着看，则是一条龙的模样。
笛子吹出的曲调有些耳熟，听下去才知道是那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之所以没有一下子听明白，是因为节奏慢了一半。两支笛子，一个声音高亢，一个声音低回，缓慢地将那首欢快的歌曲吹出许多悲凉。张英才跟着哼一句，那种节奏，需要好久才能将“幸福的花儿”这一句哼完整。
张英才走到旗杆下：“这个曲子要欢快些才好听。”
孙四海和邓有米没理他。张英才就在一旁用巴掌打着节拍纠正，可是没用。张英才惆怅起来，禁不住思索一个问题：能望见这杆旗的地方，会不会听见这笛声？他一边想，一边打量眼前这根用两棵松树捆绑着连接而成的旗杆。
忽然间，哨声响起来。余校长叼着一只哨子，走到旗杆下，在余校长家留宿的十几个学生迅速从山坳里跑回来，在旗杆面前站成整齐的一排。余校长望望太阳，喊了声立正稍息，便走过去将领头的叶萌身上的破褂子用手整理一下。那褂子肩上有个大洞，余校长扯了几下也无法将周围的布扯拢来，遮住那露出来的一块黑瘦的肩头。张英才站在这支小小的队伍后面，他看到一溜干瘦的小腿都没有穿鞋。余校长试了几下，见旁边还有几个破褂子的学生在盯着自己看，便作罢了。
这时，太阳已经挨着山了。
余校长一声厉喊：“立正——奏——国歌——降——国旗！”在两支笛子吹出的国歌声中，余校长拉动旗杆上的绳子，国旗徐徐落下后，学生们拥着余校长、捧着国旗向余校长的家走去。
这一幕让张英才着实吃了一惊。一转眼想起读中学时，升国旗的那种场面，又觉得有点滑稽可笑。
邓有米走过来问他：“晚上有地方吃饭没有？”
张英才答：“这两天我先在余校长家搭伙。”
邓有米说：“你是想回到旧社会么？走，上我家去吃一餐，要是吃得习惯，以后干脆咱们搭伙算了。”
张英才推辞再三，见推不脱就同意了。
路不远，顺着山坡往下走，一会儿就到了。
邓有米的妻子叫成菊，长得很敦实，左边生了个疤瘌眼。见张英才老是看她，邓有米就说：“她本是个丹凤眼，前年冬天我送路队回来晚了，她来接我，半路上被狼舔了一下，就落下残疾。”
张英才暗暗叫声苦，嘴上却说：“这地方有狼？”
邓有米说：“大家都这样说。也许是野狗吧！”
张英才说：“野狗只会咬人腿，不会咬到人头上去呀？”
邓有米想迁就张英才：“那就当它是狼吧！”
张英才说：“小时候听说，狼会从后面用一只爪子拍人的肩膀。一般的人都会下意识地回头看一看，狼正好一口咬住人的脖子。”
邓有米说：“山太大了，什么怪事都有可能发生。”
张英才说：“这么苦的事，我舅舅他们了解么？”
邓有米说：“都是余校长嘴严言辞短，什么苦都兜着不说出去，从不跟上面汇报，还说万站长在这儿待了十年，他还不晓得这儿的底细？不说人家心里会记着，说多了人家反而会讨厌。”
张英才说：“我舅舅是常挂惦着你们，所以才特地放我来这儿锻炼的。”
邓有米说：“你锻炼一阵就可以走，我是土生土长的，哪怕是转了正，也离不开这儿。”说着，他忽然一转话题，“万站长一定和你交了底，什么时候有转正的指标下来？”
张英才说：“他什么也没说，他是个老左，正经得很。”
成菊插嘴说：“疼外甥，疼脚跟，舅甥中间总隔着一层东西。”
邓有米瞪了一眼：“你懂个屁，快把饭菜做好端上来。”又说，“我的年龄、教龄和表现都达到转正要求的好几倍，就等你舅舅开恩了。”
这时，成菊将一碗上面平摊着两块腊肉的挂面端到张英才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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