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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翔的天鹅还要感伤的梦想。
还有一种优雅。童年时期为我留下许多终身无法释怀的记忆，其中又以“地主婆”为最深刻。在我心里还来不及建立优雅与高贵的概念的时期，这些被孩子们称之为“地主婆”的女人，政治地位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就连牙牙学舌的乳牙小儿也敢跟在身后，一声声地叫骂。奇怪的是，只要地主婆们一回头，孩子们就会望风而逃。“地主婆”们什么动作也不做，就算开口，也只能轻轻地说：你们这些细伢儿！当年不懂心中胆怯从何而来，是因为年纪太小。大了之后，多数时候记不起来，偶然记起来了，心里怦然一响，多年来的生活匆匆也没想到需要细细思量。假如没有这长达六年的书写，这种对自己的灵魂必不可少的梳理，不晓得又会延缓到何时。雪家女人形象来自我太太仅存的那张外婆照片。往深处追究，外婆身着旗袍的照片是一扇门，居住在门后的，正是那些童年中活生生的“地主婆”。那个时代的“地主婆”，家境破败到极点，全家老少聚在一起，也见不到一件完好的衣服。在乡村，穿破衣服的人很多。“地主婆”的区别在于，她会将衣服上大大小小的窟窿补得整整齐齐，错落有致，男人也好，女人也罢，眼睛有多干净，脸上就会洗得有多干净。优雅与高贵是人世间无法剥夺的精神资源。拥有这种资源就等于拥有巨大的魅力，旧时代的那些孩子，怎么会在“地主婆”面前胆怯哩，是突然出现的这种魅力，让他们因不知为何物而惊慌失措。对小说的审美表面上存在着千差万别，能否尝试和鉴识这种让无知者手忙脚乱头皮发麻的优雅与高贵，是最为需要和不可或缺的核心。小说的兴起，一定是此二者天衣无缝地结合到书写者的笔下。小说的衰落，也一定是此二者在书写者心里率先沦陷和沦丧。
写小说时，我有一道心理防线，从不肯接受以北京俚语为主要因素的各种粗鄙的流行用语。无论它如何甚嚣尘上地表达出人与人之间的强烈亲近感和时髦相。我还会喋喋不休地诘问，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首都之城，不去升华既有的民间人文精髓本来就是大错，那些在此基础上变本加厉制造文化垃圾的行为，就应该挨天堂里老袓宗的鞭挞了。不记得是谁写的，只记得那本书名《被委以重任的方言》。就算是望文生义吧，起码对这句话我是深有同感。有人评价说，我在《圣天门口》起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其实不然，常用的方言词汇也就二十来个：汰衣服、掇东西、啸水、阊风、打野、落雨、落雪、往日、昨日、今日、明日、后日、嘎白、晓得、吊诡、嗍几口，如此等等。这些较为典型的鄂东方言，与当下常用的同义语对比，明显具备高出一筹的优雅。这种特质犹如定海神针，一旦出现，就会让人觉得无所不在。仰仗民间人文底蕴的长篇小说，不可以视流行俗语为至宝。
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威风凛凛》的开头，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牧师和修女在路上走着，天上掉下一滴鸟粪，正好落在牧师的头上。牧师骂了一句：他妈的！一旁的修女于是提醒，这样粗俗，上帝会发怒的！一会儿，又有飞鸟将一滴鸟粪撒在牧师头上。牧师忍不住又骂了一句。修女当然又要提醒。等到第三只鸟飞来，第三次重复先前的那些时，天上突然响起一声惊雷。修女应声倒在地上。牧师正在发愣，忽然听到空中传来上帝的声音：他妈的，打错了！故事讲的正是小说的处境——是像修女那样优雅地死去，还是像牧师那样粗鄙地活着？有人担心，我是不担心的。想想上帝最后说的那句话，这世界有许多貌似不可逆转的事情，其实是一场错误。不要以为上帝每天都犯错误，也不要以为上帝真的能够宽容普天之下的一切过失。上帝说过粗话骂过人，不等于上帝已下定决心将这些作为自己的家常便饭。如果就此将上帝曾经在粗俗面前附和过的言说作为新的圣经，灵魂的世界就得崩溃。上帝的粗俗，是心里有数的粗俗。一滴唾沫，哪怕它来自上帝的舌尖，也还是一滴唾沫，不能当成是普降天下的甘霖。怦然倒地的修女，正如那些深藏于民间的珠玑般的方言。在现代信息狂潮肆无忌惮地泛滥之际，那些曾经不被注意的方言，反而显著地提高了自身的重要性。绵绵不绝的方言是一种经典。稍加整理，就能透出神采飞扬的韵律。又因为基因遗传及文化熏陶等要素，精彩方言和方言精华，会使我们随着潜意识沉入博大的民间叙事和深远的人文理想中。
我在电脑里保存着你于元月十六日十五点三十三分的来信：“上海话里有句话叫‘弹眼落睛’，普通话大概叫‘目瞪口呆’，这两个词可大约形容这个双休日我看你作品的感受。现在才看到三百页。”这些文字带给我窃喜，真正的情绪应该是欣慰。三月初，《圣天门口》被评为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本届范围的这三年，能从《受活》《水乳大地》《人面桃花》《秦腔》《平原》等众多佳作中脱颖而出成为唯一的幸运者，最强烈的感觉也是欣慰。
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相关单位在和敬府宾馆召开《圣天门口》学术研讨会，多数与会者说，这是多年来北京开得最成功、水平最高的一次研讨会。好好的一件事，临末了，却被人硬往心里塞进那种早已臭不可闻的烂石头……研讨会结束离京的那天晚上，我给陈建功和刘颋等发短信，提及一段旧事。当年路遥去世时，湖北本地的一批年轻作家正在一个叫咸宁的地方开笔会，当有人伤感地想到，下一个将被写死的作家是谁，在场的人无一例外地指着我。我对他们提及这些的本意是，自己在都市里隐身六年，写了这样一部不合潮流的小说，能够出版就该谢天谢地，我的心愿已了，任何评说都是此身之外的东西。
时下的中国小说，被时世逼到不得做出抉择的岔路口上。这些年，小说的传统因素，被各种各样的行为反动掉了。尽管传统的为政治服务论还有相当市场，想要回归从前的大张旗鼓却是痴人说梦。政治因素变得越来越不明朗，多数时候，只能以暗地里搞小动作的“匿名者”面目出现。真正值得深思的反而是受到国际化潮流驱动，将勃勃雄心挂在世界文学的顶峰上，并试图搭乘直升机，直达珠穆朗玛的第三台阶。如此超级快速地登上地球第三极顶，也是一种文学的存在。只可惜这样登顶算不得登山。当我们将长篇小说看作是一座大山时，唯有真诚地从山脚下开始，并且每走一步都是向着顶峰，哪怕终止处是在半山腰，也能营造出独具风格的个人高峰。我深信，长篇小说并不在乎有新艳资源被发明，老练和持重对其生命力的延续更为紧要。同样，小说资源亦是无法掠夺和占有的，只要创造手法得当，那些貌似的贫瘠和古老，其中艺术元素量，不经意间就能达到震撼心灵的程度。在现代主义的世界性话语备受宠爱的当下，深藏在民间的陈年芝麻旧时事，反而会被映衬得分外辉煌。
长篇小说有着明显的生命体征。正如真正的登山者，每一点每一滴的超越，都会产生动物年岁植物年轮那样的生长印痕。有人在读过你的文字后，曾经说，你非常尊重我。这话听起来很有分量。人性中最基本的特质，正面的和负面的，莫不是与尊重相关。有了尊重才会有仁爱慈善，没有了尊重才会有仇恨凶残。对生命的尊重正在于认识到它是“轻轻的”，当我明白长篇小说是有生命的文体时，用“轻轻的”方式处理叙述过程中的重大关键，便契合了人生的优雅与高贵。
没有任何例外，在百万言中包容的每个人物的每一言行，都曾让我在写作过程中的突然停顿中发现，这些其实都是我自己梦想着希望去做的。十年前，周介人先生曾选择你来为我的小说写评论，从而让你我有缘相识。周先生那时提出一个的概念：大善。相比稍后提出来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大善”对于文学的意义更加意味深长。以我与周先生单独接触中留下的印象来看，周先生对于“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提出是犹豫不决的，原因在于他十分讨厌××等人的写作，很长时间坚持不肯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他的小说。周先生辞世那年五月，《上海文学》举办了一次现实主义文学讨论会。到上海后，我去医院探望，周先生悄悄地说，不让××参加会议是他的意见。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周先生对这个时期文学现象的最后定义，正如他自己所倡导的是一种“大善”。不晓得周先生有否对你提及这些。周先生的去远，让我的身份变得既是被告，又是原告，并且还是双方的证人。很希望周先生也曾在你面前提及一二，那样我在文学史的这段中的角色就会清晰一些，也会轻松一些。还有，周先生身体康健的那些年，多次对我说到“人文关怀”的提出。
二十世纪的最后两年，我一直在问，周先生身边青年才俊比比皆是，为何要唯一对自己说这些？在那些还没读清楚文本就匆忙展开的猛烈批评面前，不少人将自身的写作转变成功利驱使的捷径而有所投靠。在我这里，当时还是赌气，歇下中短篇小说不写，为着他人能够在“现实主义冲击波”中忘却我。那时的放弃算不上是气定神闲，我只是将它当成修养自身的目标或者方式。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自问问天，如我这样没有家传书香，也迟迟地人到中年才接触与红色革命文学彻底不一样的其他文学，是在没有答案的地方自寻烦恼。如今你能重新喜欢我的写作，让我可以将其证明为，我具备了在没有答案处找到答案的能力。文学上的追究，是个人艺术天分从实到虚，再到实的不断转换。从《圣天门口》倒推回去，与当年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联系起来思考，应该便能发现周先生等人提出的真正道义。也希望当年周先生私下对我说了许多，正是看出我具有在未来修炼出一部《圣天门口》的能力。
从收到你的信就开始回复，到今日止，差几天正好一个月。其间有些其他事情耽误，主要原因是身体不适，不得不住进医院接受检查。没想到差点弄出大事来。血检结果，有一项极为重要的指标超过正常值，如果这种标记再有其他佐证，也就意味着一种绝症。在进一步检查的十来天里，我独自一人到东湖边散步排遣心中郁闷，并趁机放纵一下男人的眼泪。除了担心女儿只有六岁不到，想得最多的是，难道对陈建功等人说过的，会一语成谶吗？那些天，上医院打完点滴后，便逃也似的回到家里打开电脑，如写遗书一样，反反复复地在键盘上敲出一些文字用作回信。谢天谢地，进一步的磁共振、彩超等排除性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我还有机会再写越来越让我心爱的长篇小说。这场虚惊让我再次体会到生命是那样的轻轻，如果不能多一些对优雅与高贵的体验，人生这部长篇小说是会书写得淡而无味的。武汉昨天热得出奇，达到八十三年来同期从未有过的三十二度。我回黄冈老家为爷爷奶奶扫墓，在我屈膝跪拜时，忽然察觉到过去在眼里不过是一抔黄土的坟丘，分明是有生命的。只不过它们已悠然站在人生的另一种境界上。这会儿窗外刮起大风，鸟巢里的小斑鸠的羽毛被吹皱得像只刺猬，本地骤然降温了。如此朝晴暮雨唐突暴戾，表明老天爷的心态不适合于长篇小说写作。
谨祝春安
刘醒龙
二〇〇六年四月四日于东湖梨园
飞翔的天鹅还要感伤的梦想。
还有一种优雅。童年时期为我留下许多终身无法释怀的记忆，其中又以“地主婆”为最深刻。在我心里还来不及建立优雅与高贵的概念的时期，这些被孩子们称之为“地主婆”的女人，政治地位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就连牙牙学舌的乳牙小儿也敢跟在身后，一声声地叫骂。奇怪的是，只要地主婆们一回头，孩子们就会望风而逃。“地主婆”们什么动作也不做，就算开口，也只能轻轻地说：你们这些细伢儿！当年不懂心中胆怯从何而来，是因为年纪太小。大了之后，多数时候记不起来，偶然记起来了，心里怦然一响，多年来的生活匆匆也没想到需要细细思量。假如没有这长达六年的书写，这种对自己的灵魂必不可少的梳理，不晓得又会延缓到何时。雪家女人形象来自我太太仅存的那张外婆照片。往深处追究，外婆身着旗袍的照片是一扇门，居住在门后的，正是那些童年中活生生的“地主婆”。那个时代的“地主婆”，家境破败到极点，全家老少聚在一起，也见不到一件完好的衣服。在乡村，穿破衣服的人很多。“地主婆”的区别在于，她会将衣服上大大小小的窟窿补得整整齐齐，错落有致，男人也好，女人也罢，眼睛有多干净，脸上就会洗得有多干净。优雅与高贵是人世间无法剥夺的精神资源。拥有这种资源就等于拥有巨大的魅力，旧时代的那些孩子，怎么会在“地主婆”面前胆怯哩，是突然出现的这种魅力，让他们因不知为何物而惊慌失措。对小说的审美表面上存在着千差万别，能否尝试和鉴识这种让无知者手忙脚乱头皮发麻的优雅与高贵，是最为需要和不可或缺的核心。小说的兴起，一定是此二者天衣无缝地结合到书写者的笔下。小说的衰落，也一定是此二者在书写者心里率先沦陷和沦丧。
写小说时，我有一道心理防线，从不肯接受以北京俚语为主要因素的各种粗鄙的流行用语。无论它如何甚嚣尘上地表达出人与人之间的强烈亲近感和时髦相。我还会喋喋不休地诘问，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首都之城，不去升华既有的民间人文精髓本来就是大错，那些在此基础上变本加厉制造文化垃圾的行为，就应该挨天堂里老袓宗的鞭挞了。不记得是谁写的，只记得那本书名《被委以重任的方言》。就算是望文生义吧，起码对这句话我是深有同感。有人评价说，我在《圣天门口》起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其实不然，常用的方言词汇也就二十来个：汰衣服、掇东西、啸水、阊风、打野、落雨、落雪、往日、昨日、今日、明日、后日、嘎白、晓得、吊诡、嗍几口，如此等等。这些较为典型的鄂东方言，与当下常用的同义语对比，明显具备高出一筹的优雅。这种特质犹如定海神针，一旦出现，就会让人觉得无所不在。仰仗民间人文底蕴的长篇小说，不可以视流行俗语为至宝。
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威风凛凛》的开头，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牧师和修女在路上走着，天上掉下一滴鸟粪，正好落在牧师的头上。牧师骂了一句：他妈的！一旁的修女于是提醒，这样粗俗，上帝会发怒的！一会儿，又有飞鸟将一滴鸟粪撒在牧师头上。牧师忍不住又骂了一句。修女当然又要提醒。等到第三只鸟飞来，第三次重复先前的那些时，天上突然响起一声惊雷。修女应声倒在地上。牧师正在发愣，忽然听到空中传来上帝的声音：他妈的，打错了！故事讲的正是小说的处境——是像修女那样优雅地死去，还是像牧师那样粗鄙地活着？有人担心，我是不担心的。想想上帝最后说的那句话，这世界有许多貌似不可逆转的事情，其实是一场错误。不要以为上帝每天都犯错误，也不要以为上帝真的能够宽容普天之下的一切过失。上帝说过粗话骂过人，不等于上帝已下定决心将这些作为自己的家常便饭。如果就此将上帝曾经在粗俗面前附和过的言说作为新的圣经，灵魂的世界就得崩溃。上帝的粗俗，是心里有数的粗俗。一滴唾沫，哪怕它来自上帝的舌尖，也还是一滴唾沫，不能当成是普降天下的甘霖。怦然倒地的修女，正如那些深藏于民间的珠玑般的方言。在现代信息狂潮肆无忌惮地泛滥之际，那些曾经不被注意的方言，反而显著地提高了自身的重要性。绵绵不绝的方言是一种经典。稍加整理，就能透出神采飞扬的韵律。又因为基因遗传及文化熏陶等要素，精彩方言和方言精华，会使我们随着潜意识沉入博大的民间叙事和深远的人文理想中。
我在电脑里保存着你于元月十六日十五点三十三分的来信：“上海话里有句话叫‘弹眼落睛’，普通话大概叫‘目瞪口呆’，这两个词可大约形容这个双休日我看你作品的感受。现在才看到三百页。”这些文字带给我窃喜，真正的情绪应该是欣慰。三月初，《圣天门口》被评为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本届范围的这三年，能从《受活》《水乳大地》《人面桃花》《秦腔》《平原》等众多佳作中脱颖而出成为唯一的幸运者，最强烈的感觉也是欣慰。
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相关单位在和敬府宾馆召开《圣天门口》学术研讨会，多数与会者说，这是多年来北京开得最成功、水平最高的一次研讨会。好好的一件事，临末了，却被人硬往心里塞进那种早已臭不可闻的烂石头……研讨会结束离京的那天晚上，我给陈建功和刘颋等发短信，提及一段旧事。当年路遥去世时，湖北本地的一批年轻作家正在一个叫咸宁的地方开笔会，当有人伤感地想到，下一个将被写死的作家是谁，在场的人无一例外地指着我。我对他们提及这些的本意是，自己在都市里隐身六年，写了这样一部不合潮流的小说，能够出版就该谢天谢地，我的心愿已了，任何评说都是此身之外的东西。
时下的中国小说，被时世逼到不得做出抉择的岔路口上。这些年，小说的传统因素，被各种各样的行为反动掉了。尽管传统的为政治服务论还有相当市场，想要回归从前的大张旗鼓却是痴人说梦。政治因素变得越来越不明朗，多数时候，只能以暗地里搞小动作的“匿名者”面目出现。真正值得深思的反而是受到国际化潮流驱动，将勃勃雄心挂在世界文学的顶峰上，并试图搭乘直升机，直达珠穆朗玛的第三台阶。如此超级快速地登上地球第三极顶，也是一种文学的存在。只可惜这样登顶算不得登山。当我们将长篇小说看作是一座大山时，唯有真诚地从山脚下开始，并且每走一步都是向着顶峰，哪怕终止处是在半山腰，也能营造出独具风格的个人高峰。我深信，长篇小说并不在乎有新艳资源被发明，老练和持重对其生命力的延续更为紧要。同样，小说资源亦是无法掠夺和占有的，只要创造手法得当，那些貌似的贫瘠和古老，其中艺术元素量，不经意间就能达到震撼心灵的程度。在现代主义的世界性话语备受宠爱的当下，深藏在民间的陈年芝麻旧时事，反而会被映衬得分外辉煌。
长篇小说有着明显的生命体征。正如真正的登山者，每一点每一滴的超越，都会产生动物年岁植物年轮那样的生长印痕。有人在读过你的文字后，曾经说，你非常尊重我。这话听起来很有分量。人性中最基本的特质，正面的和负面的，莫不是与尊重相关。有了尊重才会有仁爱慈善，没有了尊重才会有仇恨凶残。对生命的尊重正在于认识到它是“轻轻的”，当我明白长篇小说是有生命的文体时，用“轻轻的”方式处理叙述过程中的重大关键，便契合了人生的优雅与高贵。
没有任何例外，在百万言中包容的每个人物的每一言行，都曾让我在写作过程中的突然停顿中发现，这些其实都是我自己梦想着希望去做的。十年前，周介人先生曾选择你来为我的小说写评论，从而让你我有缘相识。周先生那时提出一个的概念：大善。相比稍后提出来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大善”对于文学的意义更加意味深长。以我与周先生单独接触中留下的印象来看，周先生对于“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提出是犹豫不决的，原因在于他十分讨厌××等人的写作，很长时间坚持不肯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他的小说。周先生辞世那年五月，《上海文学》举办了一次现实主义文学讨论会。到上海后，我去医院探望，周先生悄悄地说，不让××参加会议是他的意见。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周先生对这个时期文学现象的最后定义，正如他自己所倡导的是一种“大善”。不晓得周先生有否对你提及这些。周先生的去远，让我的身份变得既是被告，又是原告，并且还是双方的证人。很希望周先生也曾在你面前提及一二，那样我在文学史的这段中的角色就会清晰一些，也会轻松一些。还有，周先生身体康健的那些年，多次对我说到“人文关怀”的提出。
二十世纪的最后两年，我一直在问，周先生身边青年才俊比比皆是，为何要唯一对自己说这些？在那些还没读清楚文本就匆忙展开的猛烈批评面前，不少人将自身的写作转变成功利驱使的捷径而有所投靠。在我这里，当时还是赌气，歇下中短篇小说不写，为着他人能够在“现实主义冲击波”中忘却我。那时的放弃算不上是气定神闲，我只是将它当成修养自身的目标或者方式。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自问问天，如我这样没有家传书香，也迟迟地人到中年才接触与红色革命文学彻底不一样的其他文学，是在没有答案的地方自寻烦恼。如今你能重新喜欢我的写作，让我可以将其证明为，我具备了在没有答案处找到答案的能力。文学上的追究，是个人艺术天分从实到虚，再到实的不断转换。从《圣天门口》倒推回去，与当年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联系起来思考，应该便能发现周先生等人提出的真正道义。也希望当年周先生私下对我说了许多，正是看出我具有在未来修炼出一部《圣天门口》的能力。
从收到你的信就开始回复，到今日止，差几天正好一个月。其间有些其他事情耽误，主要原因是身体不适，不得不住进医院接受检查。没想到差点弄出大事来。血检结果，有一项极为重要的指标超过正常值，如果这种标记再有其他佐证，也就意味着一种绝症。在进一步检查的十来天里，我独自一人到东湖边散步排遣心中郁闷，并趁机放纵一下男人的眼泪。除了担心女儿只有六岁不到，想得最多的是，难道对陈建功等人说过的，会一语成谶吗？那些天，上医院打完点滴后，便逃也似的回到家里打开电脑，如写遗书一样，反反复复地在键盘上敲出一些文字用作回信。谢天谢地，进一步的磁共振、彩超等排除性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我还有机会再写越来越让我心爱的长篇小说。这场虚惊让我再次体会到生命是那样的轻轻，如果不能多一些对优雅与高贵的体验，人生这部长篇小说是会书写得淡而无味的。武汉昨天热得出奇，达到八十三年来同期从未有过的三十二度。我回黄冈老家为爷爷奶奶扫墓，在我屈膝跪拜时，忽然察觉到过去在眼里不过是一抔黄土的坟丘，分明是有生命的。只不过它们已悠然站在人生的另一种境界上。这会儿窗外刮起大风，鸟巢里的小斑鸠的羽毛被吹皱得像只刺猬，本地骤然降温了。如此朝晴暮雨唐突暴戾，表明老天爷的心态不适合于长篇小说写作。
谨祝春安
刘醒龙
二〇〇六年四月四日于东湖梨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