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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四川路上的平冈公馆内，经过几天来对那些被抓记者和编辑们的审讯，通过威逼利诱，有一部分编辑和记者，答应为日本人服务，也有一部分人答应报刊杂志立即转向，发表亲日媚日方面的文章。
王妮娜投靠日本人后，她又供出了几处军统的地下潜伏组织，这让平冈龙一感到非常的满意，直接把王妮娜安排在兴亚院下属的编译局，任副经理。
编译局主要是把日本的一些名著和作品翻译成中文，把中国的名著和作品翻译成日文，其实说白了，编译局充当了文化间谍机构的角色。
接下来，方晓勇以肖勇的身份，也假装投靠了日本人，在冯晨的请求下，他被安排在大东亚文化研究所。
秘密查抄租界内抗日地下报刊杂志这件事情，算是告一段落，此后一段时间，上海租界内的报刊杂志，几乎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为日本人歌功颂德，倡导中日和平共荣。
这种局面的出现，就连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也连连赞赏，不得不佩服冯晨的能力。
其实他哪里知道，这是冯晨同戴笠上演的一出好戏！
冯晨在上海兴亚院里的地位随之提高，他得到了日本高层的认可，从此真正走上了与魔鬼打交道的泥泞道路。
冯晨行走在刀尖上的日子开始了！
随着1939年元旦的临近，国民党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争斗也达到了白热化，蒋介石派往河内，劝说汪精卫的人都无功而返。
29日一大早，《南华日报》首先在头版以头条新闻的形式，用通栏标题，刊登了汪精卫回应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电报。
因29日这天的电报韵目代日为“艳”字，所以这封电报也称艳电。
汪精卫的这封电报，是由林柏生代为发表，致蒋介石的电报式声明，表示其支持对日妥协的政策：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倭国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去岁7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
顷读倭国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
并郑重声明倭国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倭国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倭国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
前此数年，倭国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
今倭国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
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
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
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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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四川路上的平冈公馆内，经过几天来对那些被抓记者和编辑们的审讯，通过威逼利诱，有一部分编辑和记者，答应为日本人服务，也有一部分人答应报刊杂志立即转向，发表亲日媚日方面的文章。
王妮娜投靠日本人后，她又供出了几处军统的地下潜伏组织，这让平冈龙一感到非常的满意，直接把王妮娜安排在兴亚院下属的编译局，任副经理。
编译局主要是把日本的一些名著和作品翻译成中文，把中国的名著和作品翻译成日文，其实说白了，编译局充当了文化间谍机构的角色。
接下来，方晓勇以肖勇的身份，也假装投靠了日本人，在冯晨的请求下，他被安排在大东亚文化研究所。
秘密查抄租界内抗日地下报刊杂志这件事情，算是告一段落，此后一段时间，上海租界内的报刊杂志，几乎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为日本人歌功颂德，倡导中日和平共荣。
这种局面的出现，就连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也连连赞赏，不得不佩服冯晨的能力。
其实他哪里知道，这是冯晨同戴笠上演的一出好戏！
冯晨在上海兴亚院里的地位随之提高，他得到了日本高层的认可，从此真正走上了与魔鬼打交道的泥泞道路。
冯晨行走在刀尖上的日子开始了！
随着1939年元旦的临近，国民党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争斗也达到了白热化，蒋介石派往河内，劝说汪精卫的人都无功而返。
29日一大早，《南华日报》首先在头版以头条新闻的形式，用通栏标题，刊登了汪精卫回应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电报。
因29日这天的电报韵目代日为“艳”字，所以这封电报也称艳电。
汪精卫的这封电报，是由林柏生代为发表，致蒋介石的电报式声明，表示其支持对日妥协的政策：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倭国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去岁7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
顷读倭国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
并郑重声明倭国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倭国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倭国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
前此数年，倭国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
今倭国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
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
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
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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